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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驻北京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向外交总长陈锦涛提出8条无理要求即：一、严责28师师长冯麟阁；二、严惩参与军事冲突的军官和士兵，将28师所有将领免职；三、中国政府向日本士兵公开道歉，并令东北各路长官不准自己的士兵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四、日本警察所在驻守在南满所有地区；五、在南满及内蒙，中**队可聘请日本人为军事顾问；六、聘请日本人为军事教授；七、给日本死者家属以赔偿；八、奉天督军向日本国谢罪。

10月，日本军国主义乘机在郑家屯开设领事馆。11月10日，又强行在郑家屯增设警察派出所。

1917年1月，郑家屯事件交涉完结，中方基本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要求，同意申饬28师师长，惩办了有关军官，出示礼遇日人告示，奉督向日本关东都督和驻奉总领事赔礼道歉，并抚恤日商吉本喜代吉。上述五项要求实话后，1917年4月14日，日军撤离郑家屯。

连奉天那个大帅都惹不起日本人，最后北京那些北洋的高官都得完全按人家的意思去办。自己的部队现在竟然打死了一个佐级军官，孙从周也不可能不蒙了头。

众人心乱如麻的时候，刘铭九一开始也很怕给自己的这支部队带来麻烦。一开始明知是日本人杀而后快的感觉也随之消失，毕竟那个军官是自己第一个手刃的。以现在的实力，一旦象郑家屯那样的结果，自己不保不要紧，这等于给了日本鬼子提前进入热河的借口，那自己等于是间接的给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带来了灾难。

但是很快，刘铭九就在自己的脑袋里翻出了后世看到的这段时间的历史。1919年年初，此时正是“巴黎和会”期间，日本虽然在其他国家包庇、纵容下取得了山东原来德国的权利，此时却也不敢大张旗鼓的公开。而且日本人的权利，也并没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日本人也不具备全面向中国开战的实力。北有苏联、中有各路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南有他们自己的皖系军阀和南方那些其他国家扶植的大小军阀，更有广州那些真正在为国家复兴而拼命的革命志士们。日本人应该不敢只用此时他们那不到八十万的军队，来打这样一个各种势力错综复杂的中国。

再从政治上分析，姜桂题从接管热河以后，虽然也从各帝国主义那买军火，但是毅军却是一直不靠任何帝国主义来支持并受控制的。鸦片对国人的伤害很严重，却支撑起了毅军，让热河在姜桂题统治时间，一直不象其他省份一样成为各大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地。毅军又是甲午年就跟日本结下了深仇大恨，如果日本人向北京政府施压，相信那些直、皖、奉个派军阀也都不敢轻易来招惹号称十万、拥兵八师的热河这支部队。所以在政治上和，刘铭九相信姜桂题不是会跟张作霖一样，那个老军阀虽然守旧、腐朽，但是绝对不向日本人低头是可以确定的。

最后在军事实力来考虑，再按两个团长的承诺把武器留下给自己，建北六镇此时整备军队是九千多人，一旦真打起来，适龄青年大概还能拉出两倍此数的人马。自己现在的这套完全后世的作训模式，在那个时代是至少三个月到半年能完成适合那个时代的新兵训练，但是现在这样一个乱世里，只要有半个也，最多一个半月就可以把新兵都训练到可以上战场同等于这个时代其他部队的士兵。这样一算来自己随时可以组织出一万到三万人，打个中间，还能拉出一万五千人的部队。上级给自己这么大的空间，是把自己和他们类化的结果，以为自己的兵员也得靠拉丁，却不知道现在建北六镇已经在形成一股拥军热流，只要自己大肆招兵，相信那些乡亲们都会很愿意将自己的子弟送进这样一支生有高福利、死有高抚恤的部队里来。日本人只要打进建北地区，没有个三万、五万人，也不可能轻松就打败自己。更何况，现在朝阳的二师、昭乌达（今赤峰）的第三、第四师、通辽的第八师和承德附近的第一师、第五、第七师这些部队的团长以上军官，绝大多数都是参加过甲午之站的老兵，日本人如果敢打热河来，他们也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于公于私都会跟日本人拼命的。

“呵呵，二位长官不必再烦扰，小日本此次是派兵助匪，应该不会把‘郑家屯事件’在咱们身上重新来一次。”刘铭九想清楚以后，点了一根丁绍权递上来的香烟后，微笑着对着两个上官说了出来。

孙从周和梁存泽立即惊疑的盯上了这个少年干将，又是异口同声的是问了出来：“为什么不会？”

刘铭九还是微笑着，坐回了临时搭建的床上，看了看众人开了口：“咱们的大帅不是奉天那个张大帅，北京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