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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没有跟张发奎走。　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如此众多的未来高级将领汇聚于南昌起义，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的红卫兵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不应该是8月1日，而应该是秋收起义的9月9日，或三湾改编的9月30日。

这不仅仅是要把八一军徽改成九九军徽或九三○军徽的问题。这些初出茅庐便以为历史是自己写就的红卫兵，轻率在根本不清楚南昌暴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不清楚中国人民解放军如此多的高级将领与这场暴动紧紧相连。

与国民党军队鏖战中打出来的红军将领，首推朱德。

1927年9月初，南昌起义军在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由周恩来、贺龙、　叶挺、刘伯承等率领直奔潮汕；朱德率领部分兵力留守当地，阻敌抄袭起义军主力后路。

这就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当时朱德率十一军二十五师和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三天三夜的阻击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只剩下2000余人。

路遇溃败下来的二十军教导团参谋长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粟裕就在这支队伍内），才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

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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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围剿〃（28）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同样。周恩来报告后，被称为〃叶、贺部队〃的叶挺说：　〃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　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真是生死未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二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而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到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当年四散撤退的南昌起义领导人，哪一个能想到留在三河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