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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度过了不如意的一生。

有人问我，真相信三河能出大作家吗？我知道从目前文学青年们的写作水平看，离成为大作家还有很大距离。我也知道，文学不仅要有勤奋，还要有才华。我的这些学生们也许没有足以让他们成为大作家的天分，但我相信坚持下去，将来总会有人才冒出来。如果不给他们机会，再有才华的人也可能被埋没。何况，我的目的并不完全是为了培养作家，也为了让农民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我知道精神寂寞的滋味，我要帮助他们从中摆脱出来。当然，我也有失去信心的时候，有时忽然觉得自己是白费工夫，但转念一想，我还能为别人做些什么呢？我从小是弱者，受了那么多人的恩惠才有今天，在我能尽力的事情上当然要尽全力。

这样想着，这样做着，我忘记了一点，年龄不饶人。年轻时身强力壮，没怎么得过病，我以为自己会永远健康下去。但自然规律不可违抗，就在我按照设计的路走下去的时候，病魔找上门来了。1993年6月25日上午，准确地说是12点之前，我还像往日一样烦躁地、也是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不想做又不能不做的事情，准备第二天跟高占祥聚会，参加天津一位画家的画展开幕式。半杯啤酒、半碗面条下肚之后，脑梗塞（老百姓叫中风）这个恶魔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以后在一连串的抢救中经历了失语、嘴歪、右半身失去知觉……27日转到一家部队医院。整个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心绪是平静的。我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知道可怕的后果。但我没有恐惧和悲哀，心灵上倒有一种解脱感，轻松感，我本该给社会、给家庭、给自己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余下的不能做了，也不需要做了。

几天来，我想了很多，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好多事情。第一次知道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之间距离是那样的近，只是一纸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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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有几家出版社鼓动我把《金光大道》再版、出齐，这倒叫我很动心。共产党是靠农民起家的，建国后用了极大力量对农业实行改造，特别是“合作化”，绝对是史无前例、惊天动地的。时至今日，回顾以往，咒骂也罢，怀恋也罢，反正那是历史，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更无法抹掉的历史。参加制造这段历史的人不少，用笔记录其全过程（特别以艺术形象记录）的人则很少。

严格地说，只有我一人用小说形式记录下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过程，这就是四部《金光大道》。我敢断言，世界上再不会有第二个我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这段历史，但他们非是亲身经历，写法、角度、观点都不会是那个历史时期的“局内人”，他们的作品跟《金光大道》反差一定极大，甚至完全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出这部书的意义决不在于个人，而属于整个文学事业。因此我想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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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活着与死去一纸之隔（5）

谁知，《金光大道》再版引发了一些人的批评。据我所知批评我的人年轻的居多，我猜不出原因。再之后，由于接受了《环球时报》记者的采访，引发了更多的攻击。在发表出来的采访记中，有一段话说：

我是不是一个作家，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怎样从一个祖辈为农民的平民百姓，竟然干起文学这一行。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除了前苏联有过高尔基之外，其他国家还不曾听说过。我从一个只读过三年小学的农民，靠党给予的机会，经过八年业余文化学习，掌握了大学专门课程，最终由中国作协的秘书长、党组书记郭小川当介绍人，成了组织上承认的、名正言顺的作家。

我想这是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是“农村包围城市”，因此，生活在农村的我就参加了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成了实施包围城市战斗的一员。农民政治上解放我解放，农民经济上翻身我翻身，农民文化上提高我提高。我站在前列，在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我是一个代表人物。

我不是蟊贼，不是爬虫，而是一个普通的文艺战士，一个有所贡献、受了伤的文艺战士。迄今为止，我还从未为以前的作品后悔过。相反，我为它们骄傲。我认为在“文革”期间，我对社会、对人民是有积极贡献的。

“文革”开始，正是我的创作走向成熟时期。现在我对那时的处境无可奈何地总结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就没有我，如果革命不如此干，我比现在好。我会得到更大的进步，我会充分利用社会提供的优越条件，发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