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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是全校上下公认的好学生，他品学兼优，有着出众的组织才能和多种其他才能，在兰登学校的学生中很有威望。这使我对兰登学校设的各种奖有了兴趣。我兴致勃勃地查阅了学生自办的校刊《兰登新闻》，看到了一串得奖名单：

莫迪维与亨特，获得了哈佛大学与达特茅斯学院荣誉少年奖状。这是一项与学生综合素质有关的很有份量的奖，达特茅斯学院是与哈佛相接近的美国“长春藤”大学。

查普曼获得了《增进协调者奖》，这是一项表彰协调人际关系能力的奖，兰登校方认为，能使大家协调一致地工作，是有领导才能的表现，这样的孩子，说不定将来能做大事。

克莉斯·莱恩获得了《公民奖》，这是一项表彰社会责任心的奖，与学习成绩也无关。

亚当·马尔克斯获得了《活动奖》，这是一项表彰课外活动成绩的奖。

查普曼和弗拉休两人，还共同获得了《道德规范奖》。这是一项与学习成绩无关，只与道德表现有关的奖。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能当个好人，也值得鼓励。

后来，我在兰登获得校级奖励的名单上，还看到过下列各种奖项：

《兰登学校父亲俱乐部公民奖》，是一项鼓励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奖项。

《威廉·哈里森三重奖》，是一项奖励学生综合素质的奖。

《哈夫·里德伯格毕业生学术成就奖》，这是为了奖励学习成绩而设的奖，这样的奖项在兰登学校只占少数。

《达特茅斯读书俱乐部奖》，这是专为鼓励学生多读好书而设的奖。

《哈佛大学普利策读书奖》，“普利策奖”是美国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兰登学校设立这项奖，也是为鼓励学生们多读好书。

《威廉·利姆斯中学运动奖》，设立它，是为了鼓励学生发展体育才能。

《威廉姆斯·维斯低年级运动精神奖》。低年级的孩子们参加体育活动，跑不快，跳不高，有的学生还胆子特小。为了鼓励他们在运动场上放开胆子，重在参与，特地设立了这样的奖。

以上这些，通通是学校一级的奖励，获奖者大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6％以上。如果算上在班级和年级得奖的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一定非常大。

我很快就发现，兰登学校，当然还有圣安德鲁学校设立的各种奖项，跟我国中小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多元化的丰富色彩和大比例的覆盖面。而直接指向学业成就的奖项，占的比例却相当小。据说美国的绝大多数学校，也是这样。

这样奖，那样奖，只要是能推动学生们努力向上的奖，校方都在变着花样地推出来。看来在兰登，不论你在哪方面有点小本事，又愿意比别人多努一把力，就总能找到得奖的机会，只要是有价值的才能和行为，总能受到赞赏和激励、在这样的环境里，有失败体验的孩子，一定少得多，相当多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很棒。怪不得美国学生做起事来，一个个总是显得那样自信。

哪怕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也没关系，兰登学校获奖人数最多的一种奖，是《加里·马奎尔道德规范奖》，它的得主往往能在每年的校级奖励获奖者名单里占上一半。即使上帝没给你任何才能，认认真真当个有道德的好人，也一样会赢得赞誉。

看来，兰登学校（和美国很多学校）的奖励方法，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呢。

我品味着设立这项奖的用意，不禁拍手叫好。

对比起来，我国中小学的奖励体系，对学生素质的激励作用，过于狭窄地集中于分数方面，而对其他素质的激励却重视得太少了。

一个中国的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只知道努力学习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是三好学生。

“三好学生”虽说有三项衡量标准，可是由于身体好和思想好都缺少“硬指标”来衡量，实际上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就是学习成绩。一般情况下，只要分数高，别的方面还过得去，就能当上三好学生。所以，三好学生的荣誉评价系统，发挥着以各门功课的分数高低为中心的导向作用。

其他经常使用的荣誉评价手段，不是在加强“分数就是素质”的倾向（例如各科目的竞赛获奖），就是难以与三好学生系列奖项相抗衡（例如道德品质、美术、音乐、体育等方面的较好表现，就难以获得真正有份量的奖项）。这种奖励体系单一化的倾向，实际上限制了多数学生其他素质的全面发展。这就相当于让猫和狗都以捉耗子的数量来论成绩，只照顾了大花猫的成就，却埋没了小黄狗的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