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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那是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个特殊而又特别的年代。那是个狂热的年代，那是个狂热而又疯癫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一切为政治服务，一切又无不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政治为准绳，人们的情感也莫不以政治为基石。因而，人与人的关系、情感出现了可怖的变态、病态、畸形。父子决裂、夫妻离异、朋友对敌，都是为着政治；而婚姻、友谊、情感的产生也可能完全为了政治。这种事情，今天的青年是无法理解和不可思议的，然而在当时，却是那么正正常常、那么自自然然、那么合情合理。唉，我们这代人实在太傻气、太幼稚、太驯服，也太没有自我意识了。

“真的，如果没有我在中间插棒槌，白皪她肯会回心……”

我在桌下用脚使劲踢林书梅。

“嘿！都一大把年纪了，有什么关系嘛！”林书梅只顾说下去“如果你们言归于好，石市长还是能拉一拉白皪的，也许不至于，不至于弄得这般……如此……”

“不，那不是我们某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办到的。”石元砥垂下头，“痛心啊！痛心！”

三人都沉默了。

十四　白云苍狗　昙花一梦风光尽（二）

“浩劫”前后，一整套“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不是深入也是灌满了每个人的心里。绝大多数人们是接受了它，包括那些信仰马列主义几十年，出生入死干革命的老干部。不是吗？他们在受到指责、批斗、*时还要真诚地检讨自己。他们绝大多数人的觉悟是在“九。一三”之后。试想，那些年轻人，那些红卫兵会怎么样呢？他们年轻，既缺乏实践，又缺乏理论，因而缺乏辨别能力；他们思想活跃，更容易接受新东西，更容易与时代的节拍产生共鸣，而他们的思想基础又是在“左倾路线”教育下，被浸红了的，所以他们更容易接受那些理论。一大群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比热爱和崇拜、对恩人和救星的无限感激和爱戴的孩子，在人们都不敢怀疑、逾越的“左”的信条的桎梏下，在政治思想的强大压力下，在一哄而起和唯恐落后的社会潮流下，他们身不由已地被卷入了“文化”的“大革命”的漩涡。他们时刻想着表现自己的激情，时刻想着献出自己的忠诚，抱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以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的牺牲精神做傻事、蠢事。可是，他们还自以为是在“文化”的“大革命”那个大舞台上，表演着“威武雄壮的活剧”呢。另外，过去对于个人的尊严、生命的尊贵不够重视，也是运动中造成残酷的人身伤害的原因。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党中央连续发出文件，要求“小学开学”，“中学师生停业外出串联，一律回本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大专院校师生一律返校，参加本院运动”。然而这些《通知》、《意见》、《规定》如同一张张空文，没有发挥丝毫的实际效应。一些红卫兵若离弦的箭，回不了头了。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月，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小组又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通知》的首条即是“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同时提出“各学校应该遵照毛主席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的指示，要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教学的班、级、系的系统，大联合，建立革命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当时，混乱的局面还在持续发展，相当数量的学生还散在社会上，而学校的干部和教师都是因受批判和审查，不能正常工作，因此很多学校不能复课。一些学校则出现了以派为基础的复课——由各派组织将本派的师生组织在一起授课、听课，代教、实习。为数不少的红卫兵，几乎个顶个都是响当当硬梆梆的铁杆分子（不论哪一派），继续去搞“派斗”，继续为“夺权”拼搏。这些红卫兵，是处于狂热、派性颠峰的人，他们仿佛是被巨大的推动力送上了特定轨道的行星，只能沿着那个特定的轨迹运动，外力已很难改变其方向。因此，红卫兵运动仍然在发展（尽管参与的数量减少了）。公平地说，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不是存心与中央相对立，大多数人也不是为了个人捞一丁点儿什么东西。而是因为他们的责任心过于强烈、史命感过于沉重，故而痛切地感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是因为他们被时代的疯狂所同化，故而发生了精神错乱，不知自身为何人，自体居何位了。他们中间好多人还是孩子，“给个棒棰就当针”的孩子！当然有极少数人是头脑膨胀，想捞取点儿个人资本，或者原本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也有少数人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乘乱干坏事，就像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