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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胜府是我班一位相当本分的同学。1963年入学以来，他上课认真听讲，课下和同学相处融洽。生活朴素，行为稍显拘谨。有时候他到讲台上从老师手里领回实验报告时，还要规矩地立正站好向老师鞠躬。他是潍坊地区人，方言较重还夹杂一点口齿不清，让人听起来有些费力。1966年6月“文革”开始了，停课闹革命，首先受冲击的是我们的王哲院长，没隔几周就开始炮轰院党委。一直无声无息的潘活跃起来：风风火火地到处跑着演讲；写了许多大字报在全校张贴；最轰动的是给院党委的办公楼大门贴上了对联。上联和横批写的什么我忘记了，只记得下联是“牛鬼蛇神一门多”。那字的每一笔画都波折而曲卷，明显反映出执笔人的右手在剧烈而不停地抖动着。他在演讲时嘴唇也时时有些颤抖，好像情绪有无法抑制的激动。我想，他是不是早期的甲状腺机能亢进？就想找个机会劝劝他去治疗。

一天我在操场边碰到了他，喊了声：“潘胜府！”他一怔：“有事吗？”我说：“从前您借给我看的那本小册子写得真不错！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还讲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别的同学还想借了看，您还记得它吗？”他立刻睁大眼睛鼓着嘴唇对着我，“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搞封资修的那一套！王哲讲：只专不红也比不专不红好，其实就是白专道路，业务挂帅！你明天赶快把书还给我，决不让它毒害革命小将！”说完一转身急匆匆地走了。谁料想，第二天他真的向我讨书。我把书还给了他，没想到他双手颤抖着当面把书撕了个粉碎，一边还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炯炯有神的双眼布满血丝，嘴唇带动着面部肌肉一起跳动，双手抖动得更加剧烈。至此我心中断定他一定得了甲状腺机能亢进病！以后的日子如火如荼，“炮轰”“火烧”“油炸”满天飞，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场触及每个人灵魂的大革命。至于潘何以想起上书中央取消党纲党章，实在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自从上次会后，有几周没见到潘了。一开始怀疑甲亢，后来拟诊反应性精神病，再后来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已住精神病院三周了。我好像恍然大悟，怎么在我的诊断里压根就没想到呢？定下神来又在琢磨，甲亢的特点就是三高：神经的高激动，血液的高循环，组织的高代谢。他的手如此的抖，是不是过分的高激动被误认为精神病了？一个受过三年高等教育的人精神会如此容易分裂吗？带着这三分的疑惑我决定去看看他。

往事并不如烟（2）

一天下午，我独自一人到了精神病院，正逢院内放风。我和他坐在假山旁的水泥台上，看他精神并无异常，就问：“你还好吗？”他却低下头迟迟没有回答。后来渐渐抬起头来缓缓地说：“在我糊涂的时候，觉得我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在我清醒的时候，觉得我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我心里打了个寒噤，原来他如是地想着！我极力地劝他说：“还记得有一首诗吗？——生活是多么广阔，生活像海洋，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乐和宝藏！——我们都应该热爱生活，你说对吗？”他好像毫无反应，缓缓地说：“活着还不如一条狗！”正在这时，旁边走来个高个青年，微躬着腰用手指着潘说：“他是花痴！——嘻嘻嘻嘻！”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他也是‘文革’中得病的，病还没好！还有那个……那个。”潘指着远近的几个人告诉我。

秋后的冬天，天不算冷，可山医大院里却冷冷清清，人去楼空了。“文革”到了“斗批改”阶段都要下楼出院，到基层去办学。我班从济南一路步行到兖州泗水之间的城前才安营下寨。师生们都住在中学教室的大通铺上，由军宣队来领导。当地老百姓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因为我们白天下地去干农活，还有穿军装的跟着，猜想我们可能是犯错误后来劳改的。晚上我们“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在公社礼堂演出，老百姓只是看，又猜我们是唱戏的。后来见我们穿着白大衣在医院给人看病，还到农户家给病人针灸，才知道我们是医学生。

我和潘胜府同在一个大组，每天到城前东北方向三里路开外的一个小村庄刨土、推粪。干得最猛的不是别人，正是赫赫有名的潘胜府！他推起小车总是一路小跑，放下小车就去给人针灸。生产大队干部看他干得好，在广播喇叭里点名表扬。时不多久，一天晚上，潘跑到了大队书记家，和他大谈生产发展宏图。建议在南北山头之间连上一条铁索，运土车可以自由滑动，能提高百倍效率。开始书记还热情地听着，后来就有些糊涂了，再后来就越发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