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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月后，署里传出一条噩耗：财务科的一位女职员自杀了。我想她应该就是给东郭写信的疯女人。

在她的葬礼上，我看着她的黑白照片，心里竟然意外地高兴！

东郭当然也参加了这位女同事的葬礼，他虽然没说什么，可我从他悲伤的表情中看得出，他多少猜到了信的事。他为他不负责任的行为后悔了很久。

我想他是怪上我了，怪我对他隐瞒了信的事。他开始刻意疏远我，无论在别人面前，还是在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他都以“小胡”称呼我。我完全成了他的同事。

既然这样，我干嘛不知趣一点？我申请了调职。

离开行动科后，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新人导师，由于教学方法太过暴力——我只是习惯每节课后提问，回答不上来的家伙必须接受处分，男的被我烧掉裤子，女的被我烧光头发；我始终认为我这么做没有错，不然怎么让良莠不齐的新人在短时间内学会那么多东西？总之后来给人举报，我有被分到了外联部。

外联部是个有趣的地方，可以趁着工作的机会公费旅游，不过在内战年代，做国内联络工作可一点儿都不好玩儿。因此我申请了国际外联使者这个职位。

我首先去了非洲，说实话，那儿更糟，二战的后遗症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没停战，反殖民运动和内乱无处不在。我就曾亲眼见到一个白人妇女走在街上，被几个擦肩而过的黑皮肤坏孩子从耳朵上强扯下了金耳坠，白人妇女的耳朵顿时鲜血淋漓，那几个坏孩子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不过土著生活倒很新鲜，我在那儿学会了只穿草裙的狩猎舞，还让那儿的土著人用我从没见过的巫术帮我治疗了颈椎痛和感冒。

几个月之后，我辗转回到亚洲，在印度呆过一段时间。那儿真得就像周超所说；“脏的可以”。人们在铺满油腻和无垢的巷子里用冷水露天洗澡，赤着脚踩在那些肮脏的地面上，眼看着从身上淌下的污水在脚底汇聚成一个个浮着油花的、泥黄色的小漩涡，然后这些污水一股脑儿地流入旁边生锈的、挂着残羹剩饭的铁篦子。庆幸的是，姑娘们都很漂亮。我还在恒河边亲眼目睹了几年一次的大壶节。苦行僧们簇拥着花车，浩浩荡荡地游行，展示各自的修行成果。当地人管这些苦行僧叫“巴巴”，巴巴当中有极少数的神迹，而绝大多数都是些向往神明的普通人。

不多久，我又去了菲律宾，说真的，那儿还不如印度，无论贫民还是富豪，无一不吸毒，连神迹也不例外。我还记得我是这么离开那儿的：有一天中午，我走在街上，看到一群当地男人围住一个十五六岁的当地姑娘；我知道他们想干吗，所以上去阻止了他们；结果被当局扣押的人竟是我，他们控告我扰乱治安？！我承认我痛扁了那些家伙，其中一个还因我而灰飞烟灭，可该认罪的究竟是谁？！三天后，菲律宾神迹管理总署的人把我弄了出去，他们对我说：“我们很抱歉发生了误会，但我们也无能为力。”然后他们在我的工作日志上按下一个带表我已经在此完成工作的公章，把我送出了国门。

我奔波了两年多，来到欧洲。

真高兴在那儿接待我的是老朋友查德？赖斯。他还是一身信徒的黑色装扮，让我忍不住想起同样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东郭。

“你真不该在边界时对我撒手不管！”

明知一见面就怨恨对方不对，我还是这么做了。因为我不想重蹈覆辙。

查理抱住我，笑笑：“我很抱歉，我的小朋友！那时候我别无选择，因为大约一百年前，我就认识博远了，还有一位血族，叫作第五中宫。”

“可、可我不是你的朋友吗？！”

“你当然是！不过原则在先！而且我不认为我把你交给他有什么不对。就我所知，你的确属于他，不是吗？”

我想反驳我不属于任何人！然而在内心深处，的确如查理所说：我希望我只属于东郭，他也只能属于我。我便没有说话。

查理是个好伙伴，带我参观了他认为必须观看的各个地方，包括集中营和收容所。在一些等待遣返的战俘和难民中，竟然混杂着一些低级别的神迹，这让我很是震惊。

他说，世界各地都有神迹对希特勒提出控诉，世界神迹组织——现在的联合国世界神迹组指挥中央，才不得不派人对各地的战况动些小手脚，确保了正义方的胜利；而希特勒和情妇的死亡，其实是神迹界所为。当地神迹审判组对两人实施死刑后，把他们伪装成了自杀，为的仅是躲避凡人的耳目。

查理还陪着我温顾了多年前我住的两个地方，那座高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