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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专门给他打针的小瑞和当助手的毓恩。他去安东（今丹东市）‘御巡狩’（旅行）时，还带着这两个侄子，好每天打针。”“还有一个医生叫黄子正。他曾在长春市开了个大同医院，以后歇了业。不知是谁把他介绍给溥仪，主要是让他偷偷地给溥仪注射性激素针剂，如‘司保命’、‘安乐根’之类。”

二战结束后，溥仪被苏军俘虏，到1959年特赦，虽说处于关押和改造阶段，但对于他们那个群体，食品和基本的医疗条件是有保障的，劳动也很轻松，因此，除了性方面的低调外，溥仪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道：

“我满怀希望地迈进了一九五八年……

从前每次搬运煤炭和制作煤砖都用不着我们，我们从这年起才开始参加这项劳动。这时我的体质与往年大不相同了。在本组里我和老王、蒙古族老正与一个伪将官年岁较小，凡是重活大都由我们四个人做，我因此得到了锻炼，体质有了显着的增强，从前的毛病已全部消失。在制作煤砖的劳动中，我担任的是比较费力气的抬煤工作。这天因为所长和一些干部都来参加制作煤砖，大伙干得特别起劲。临完工，我和老宪又多抬了三满筐。

交工具的时候，我听见王看守员对一个同伴说：‘我看溥仪干活是实在的。他不挑显眼的干。’

我和老宪放下煤筐，到树权上拿衣服穿，所长笑着问我：‘溥仪，你的肩膀行不行？’

我看看肩膀，回答说：‘不痛不肿，只略有点红。’

‘你现在的饭量怎样？’

‘干饭三大碗，大饺子可以吃三十多个。’

‘不失眠了？’

‘躺下就睡着，什么病也没有了。’

在场的人不论是所方人员还是伙伴们，全冲我乐起来。显然，这是和从前完全不同的笑声。我觉得受讥笑的日子已成为过去了。”

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曾在《溥仪和我》一文中回忆，有一次他们在北京饭馆吃饭（1962年），“一位白胡子直飘到胸前、像个老学究式的长者，很尊敬地走过来和溥仪握手，溥仪边吃饭边和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询问：）‘看您（指溥仪）身体满好的，请问今年高寿？’

（溥仪回答：）‘大爷您看呢？’溥仪反问了一句。

‘就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似的，不过……’老人端详了一阵，又开始掰动拇指计算了：‘宣统年是……’

‘我今年五十六了！’溥仪笑着告诉他。

‘不像，不像。’老人连连摇头，又很感叹地说：‘你现在一点架子也没有啊！’”

五十多岁的人在大街上可以被人认作四十几岁，可见溥仪显得年轻。

不仅外貌年轻，身体的内在素质和体力也是不错的，李淑贤记忆到：“一九六三年一年内，溥仪虽然也常患感冒，发烧，不断就医服药，但很快就能好转，从身体外观看，一直是挺健康的，精神也好。一九六四年间，溥仪先后两次在外地参观访问，能吃能睡，爬山涉水都不再话下。当时我真羡慕他，如果有他那样的好身体，就不至于常常‘掉队’了。”

“一九六四年里，我和溥仪随着全国政协参观团，两次到外地参观游览。一次到南方，一次到西北和中原。”“每天，我只能在宾馆附近转转，不敢走远，可溥仪一有机会就去爬山，我远看那陡峭的山峰真替他担心，可他安慰了我又去爬。”

可见，一直到溥仪50多岁时，他的身体还是保养的不错的，能吃能喝，能睡能走，甚至看起来“像一个40多岁的人”。

三、

然而，此时，病魔已经潜伏在他的身体中，没过多久，危险开始显现。

“使溥仪致命的肾癌的先兆，早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就已经出现了。

溥仪发现溺血现象后，也曾到人民医院诊治，但未能作出诊断，只是注射维生素K止血。”

“一九六五年六月，溥仪在协和医院作了左肾切除手术。”

（李淑贤）“手术住院期间，溥仪每天都到医院看我，晚上也来。由于他当时也手术不久，切除了左肾，又有点儿累着了。而且右肾又发现了问题，出现了尿血现象。”

最终溥仪因为肾病死于一九六七年。他经历的人生，是跌宕起伏的一生，正值天朝上国社会翻天覆地的时代，又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世情冷暖恐怕比旁人更加铭心刻骨。在获得新生以后，寻觅到知心的爱人，对生活满怀热爱和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