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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打听这房子现在的主人是谁。”

当晚，我碰巧要与一位朋友去镇上一处叫“环球俱乐部”的地方。这是一个能面向所有国家、所有观点、所有阶层人的地方。各人自饮自酌，自带雪茄。你总可以碰到性情相投的朋友，有时还可以遇到不同凡响的人物。

进屋不到两分钟，我就发现正在一张桌子旁与我的一个熟人季先生闲聊的那个人，他就是那个像章的原形。他没戴帽子，与图像上更加惊人地相似，只是在讲话时，我觉得他的面部表情不像先前那样一本正经，他甚至露出一丝微笑，虽然这笑容冷漠而从容。我在马路上看出的威严感也更加令人震惊，如同东方国家的王子，给人一种超世绝尘、无可置疑又不可冒犯的感觉。

季先生很快就离开了那个陌生人。陌生人拿起一本科学杂志，饶有兴致地看了起来。

我把季拽到一边。

“那个人是谁？他是干什么的？”

“哪个？噢，他可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他是我见过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我去年在彼特拉即圣经上说的伊德姆（译著：即雅各之兄伊索）的山洞里碰到了他，我们结伴而行，途中遇到劫匪，他表现得沉着冷静，救了我们的命。后来他邀请我去他在大马士革买的一所房子里住了一宿。那是一栋杏花和玫瑰簇拥着的寓所，美丽得无与伦比。他在那儿住了一些年，起居饮食颇似东方人。

“起初我估计他是一位腰缠万贯、性格古怪的叛教者，渐渐地又怀疑他是催眠专家。我亲眼看见他在一些无生命的东西上产生的效果。要是你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扔到屋子的另一端，他会发出命令，让信跑到他的脚边；然后，你就可以看见信就在地板上蠕动，直到完全遵从他的命令为止。我以名誉担保，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还见过他用一根玻璃管或玻璃棒呼风唤雨，改变天气。可是他不喜欢跟陌生人谈这些事。他刚到英国，说是很多年没来过了。我给你引见一下。”

“那太好了！那么，他是英国人吗？叫什么名字？”

“啊！他的名字很普通，叫理查兹。”

“他出身如何？我是指他的家族。”

“我怎么知道？可这有什么重要的？绝对是暴发户，富得可怕！”

季先生把我领到陌生人旁边，给我们做了介绍。理查兹先生的举止和那些冒险的旅行家截然不同。旅行家们通常表现得血气方刚，他们夸夸其谈，野心勃勃，专横无理。理查兹先生语调平和，一举一动都显示出一丝不苟的古代宫廷礼节那种高贵和优雅。

我注意到他的英语与我们这个时代有些差异，或者说是带有一些异域的音调。可是理查兹先生解释说，他好多年都没有机会说本国话了。

谈话转到他上次离开伦敦以来这个都市发生的巨大变化。季先生提及那些文艺、社会、政治这些伦理方面的变迁：过去的二十年内有哪些伟人从台上被赶走，又有哪些新人登上舞台。

对这些事，理查兹先生没有表示一点兴趣，他显然没有读过当代的作品，对年青一代执政者也似乎很不熟悉。有一次——只有一次，他笑了，那是季先生问他是否想到过进入国会。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声含着嘲讽和邪恶，他的笑容里夹杂着一丝嘲笑的意味。

几分钟之后，季先生离开我们，过去和几位刚刚进屋的老朋友聊天去了，我平静地说：

“理查兹先生，我在您住过的房子里见过您的像章。那栋房子也许是在——要不是全部，至少有一部分是在牛津街上。您今天上午路过了那间房子。”

话没说完，我抬起头来看着他的眼睛。他那双具有魔力的蛇眼坚定地与我对视着，使我无法回避。同时，我心里的话不自觉地冒出来，我低声补充道：“我曾经是一个研究生命和自然奥秘的学生，认识那些玄学术士。我应该和您谈谈。”我讲出一句暗语。

“好吧，姑且认为你有这个权利，那你要知道什么呢？”

“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类的意志到底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思想能起多大作用？沉思一会儿，在吸下一口气之前，你已经在中国了。”

“是啊。可我的思想在中国毫无作用。”

“说出来，就有用了。你可以把思想记下来，它迟早会改变整个中国的一切。除了思想，还能有什么法则吗？因此，思想是无限的；因此，它也是有力量的，可这同它的价值并不成正比。一条坏的思想可以创造一条有害的法则，同样，一条好的思想可以转化为一条有益的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