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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奖会，三十多名逃兵每人发了五块大洋，关黑子升为团长。杨虎城最后向全团官兵宣布：‘弟兄们，今后，遇上这样的丢良心仗，大家都可以逃跑，我杨虎城照样发奖！’”④从杨虎城为“逃兵”发奖这个小故事中，人们不难看到，在那时，他虽然受国民党政府领导，实际上他是执行着一种比较进步和温和的政策，因而那时陕西的救亡运动较为活跃，如对于提倡民主、宣传抗日、反对内战等，在别的地方，常常是被禁止的，而在陕西，就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不论是青年学生或民主人士，都敢于议论国事，抨击时弊，所谓共产党宣传赤化、不要父母、不讲道德、共产共妻之类的谣言，在这里是没有多少人相信的。致使陕西的国民党特务大为恼火，叫苦不迭，哀叹陕西左倾分子多，存在所谓“精神向北（即陕北）”和“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做的是共产党的事”的现象。

蒋介石对此也很恼火。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北地区，防止“赤化”，他调来大批宪兵，同时也增强了特务的力量，仅在西安地区就设立了一百多个特务机构。国民党的党政要人如戴季陶、宋子文、晏道刚、曾扩情、宋志先、江雄风等，也象走马灯似的，频繁往来于南京西安之间，他们不仅进行政治游说，有的还直接在西安的党、政、军、警等机构中担任要职，如安插在西北“剿总”司令部的晏道刚和曾扩情这些特务头目就是用来监视张、杨的；也有的则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机构为据点，专门监视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行动，甚至连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也都处于特务的暗中窥测之中！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进华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人们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精神还是不断发扬光大，如当时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秘密流传的宣传抗日救国的刊物《活路》（这名称的含意是东北军只有抗日，才有活路），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以后西安事变的爆发作了舆论准备。这个刊物是由从上海来西安作统战工作的著名进步人士高崇民等编印的。未过多久风波起，它暴露了东北军和西北军联合的秘密，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若不是张、杨两将军的保护，高崇民就会被捕，会被送往南京，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原来，那时高崇民等编印这个刊物，是曾得到张学良默许的，不过表面上他不能支持，还得公开查禁，以遮特务耳目。所以，那时这个刊物实际是处于地下状态。印刷、发行，都担着很大的风险，白竟凡在论及此事时，着重指出：

原来准备油印，既经张默许了，就准备铅印。但是，在西安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因为陕西省党部有命令，凡印宣传抗日的东西，就违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活路》不能拿到外面去印。适杨虎城的秘书王菊人去高崇民家。孙达生（另一《活路》编者）即和王商量印刷《活路》的事。王说：“绥靖公署军需处有个印刷厂，专印军内的材料，比较安全、保密。”他说可以帮助解决印刷问题。王回去后向杨报告了，杨慨然应允，让王菊人告诉军需处长王惟之负责监印，注意保密。王惟之积极主张团结抗日，也是杨将军的心腹。他接此任务后，就和印刷厂的负责人高子桢商量，选一些技术好的工人，在晚间代印《新秦日报》后，接班突击印《活路》，到天明即止，一切排版、印刷、装订都严格保密，并由王惟之和高子桢轮流监印，按照实印册数发给纸张，不许多印。

经过几夜突击把《活路》印完。即由王惟之运到他家，以后又由绥署交际处长申伯纯同志用小汽车运到双仁府高崇民家。……

《活路》发行一个多月以后，忽于五月十二日杨虎城的幕宾郭增凯为《活路》事，被国民党秘密逮捕解往南京。这件事使张、杨和东、西北军两方面人士都为之震惊。后来查清是印刷《活路》时的保密措施引起了两名工人的怀疑（他们是蒋特的底线），他们在印时带去一份光纸换了一份印的《活路》，在军需处后面城墙上偷阅。

他们看到内容全系宣传抗日的违禁印刷品，即秘密送给了西北“剿匪”总部调查科长江雄风。江看见如此重要的“反动文件”如获至宝，奖给这两个人每人六十元大洋，即向“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报告。晏立即召集江雄风、马志超、曾扩情等军统特务头子们研究这个小册子是谁写的？他们认为小册子既是十七路军印刷厂印的，当然是十七路军的人编的。但是，从内容上看，又都是东北人的口气，宣传对象主要指的是东北军。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分析到郭增凯头上，认为郭平日经常夸他与杨虎城的关系如何密切，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