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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话遭到窃听的人一样，他的话说得既快又高度浓缩。“布鲁索，我普林斯。对，对。需要尽快见你……一件小事，和我一个雇员有关……对，对。不，在你那里。30分钟。一定。”他挂上电话。

对联邦调查局那些想从这种谈话里搜集起诉资料的可怜的技术人员，我深表同情。

费尔斯通把凯迪拉克开到后门口，普林斯和我钻进后座。这是一辆黑色的汽车，车窗也着了很深的颜色。他生活在黑暗之中。在过去3年当中，我从未听说他有过任何的户外活动。即使在拉斯维加斯度假，他也从不离开赌场一步。

我们在车上的谈话，很快就变成普林斯枯燥无味的独白。他像背书一样叙述着布鲁索从事律师业务所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辉煌战绩，而且几乎每一次战斗都和他普林斯有关。奇怪的是，听着听着我那紧张的神经开始松弛了。我有强人撑腰。

布鲁索在法学院读的是夜校，而且毕业时年仅22岁。普林斯认为这是创了一个新记录。他们俩在童年时就是最要好的朋友。进入高中后，便在一起小赌狂饮，向女孩子进攻，跟男孩子打仗。在孟菲斯南部那么一个粗野的地区长大成人，他们的经历可以写成一本书。后来布鲁索进了大学，普林斯则开一辆送啤酒的货车。这就是前因与后果。

布鲁索的事务所设在一座红砖砌成的购物中心里。这家购物中心像一根又短又狭的带子，一头是家洗衣店，另一头是爿录像带出租店。布鲁索投资投得很精明，普林斯说，整个购物中心都是他的财产。街对面是家通宵营业的煎饼店。它的隔壁是琥拍俱乐部，一家装着拉斯维加斯式霓虹灯的下流脱衣舞厅。这是孟菲斯的一个工业区，离机场很近。

除了在这条又短又狭的带子中间一扇玻璃门上用黑颜料写的“法律事务所”几个字以外，没有任何标志表明这儿的主人干的是什么行业。一位穿着紧身牛仔裤、嘴唇涂得过红的女秘书，龇着牙齿招呼我们，但我们没有放慢脚步。我跟着普林斯走过前屋。“她以前在街对面干活。”他咕噜道。我希望他指的是那家煎饼店，不过事实恐非如此。

布鲁索的办公室与普林斯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一样的没有窗户，没有阳光，又大又方又乱，墙上挂满了照片，照片上那些不为人知的重要人物正握着布鲁索的手龇牙咧嘴望着我们笑。有一面墙留给了火器，上面挂着各式各样的步枪、毛瑟枪和奖给神枪手的奖品。在布鲁索那张巨大的真皮转椅后面，是一个很大的架得高高的鱼缸，混浊的水中几条微型鲨鱼在游来游去。

他正在接电话，因而只是挥挥手，让我们在他那张又长又大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我们刚一坐下，普林斯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我：“那些鲨鱼可都是真的呀。”他指着布鲁索上方的墙壁。律师的办公室里有活的鲨鱼！明白吗？这是个玩笑。普林斯在窃笑。

我望着布鲁索，但尽量避开他的目光。在他那颗硕大的头颅旁边，电话话筒显得很小。他那长长的花白头发，乱蓬蓬地一直拖到肩膀。那绺山羊胡子已经全白，但又长又密，他讲话时你简直看不见电话话筒。他双目乌黑，目光炯炯，眼睛周围是一圈一圈黝黑的皮肤。我常常觉得，他身上一定有地中海沿岸居民的血统。

虽然我在吧台上已为他效劳过千百次，却从未正正经经地和他交谈，而且从来就不想。即使现在，仍旧不想。但事到如今，我别无选择。

他短促地吼叫了几声，随即放下电话。普林斯简短地介绍之后，布鲁索说他对我了解得很。“对，我认识鲁迪很久了，”他说。“是什么问题？”

普林斯向我示意，我便把事情说了一遍。

“今儿早上在报上看到了，”布鲁索在我说到大火那一部分时，打断了我。“这件事我已经接到5个电话啦。不需要发生多大的事，就能叫律师们传得满城风雨。”

我微微一笑，点了点头。这只是因为我觉得此刻我应该笑一笑点点头。我接着又谈了警察光顾的事。此后一直到讲完我的故事，他再也没有插嘴。我等着我的这位律师向我提出忠告和建议。

“律师帮办？”他问，显然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我当时别无他法呀。”

“那你现在在哪儿干？”

“我不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要抓我。”

这话让布鲁索笑起来。“有我呐，”他得意洋洋地说。普林斯曾反反复复地让我相信，布鲁索比市长本人认识的警察还多。“我打几个电话就成啰。”

“他要不要避避风头？”普林斯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