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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人种优生”一说，没什么区别。

我是在他们被江阿姨耍了之后开始思索、最不得意时候，才和我成了哥们儿。他们还救过我一把。

最近，在北京我和这些老朋友相聚的时候，大家在笑谈中，都认为当年当局这样给我定这个罪实在荒唐。其实，当时他们真正的思想后台，应该是石油学院的老范，而我只是他们文化艺术的启蒙者。

我压根儿就是一个说书人。当年，这伙老红卫兵，居然能整天整宿安静地围坐在我的周围，从《基督山恩仇记》开始，一本本中外名著听下去，给他们打开了一个从未接触的天地，精神美酒照样能让他们迷醉。他们不让我休息，轮流给我倒茶，给我点烟，甚至给我买来饭。除了上厕所，或者最后累得睁不开眼的时候，我们才横七竖八地胡乱睡去。醒来，再接着侃。

在这之后，这帮老红卫兵看书、找书蔚然成风。

这些听众中后来也写东西的有郭路生、牟敦白、任智明，其余还有红卫兵发轫者之一杨冀平，慷慨激昂的郭大勋，老谋深算的老范，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老贺，浪漫骑士哥儿俩老狗和小涛，后来老狗一度天下闻名。还有第一个在大会上喊“中央*中某些人别那么狂了”的苏色，等等，那真是“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居然，这些人都被我一个说书人的书给拿住了。后来，闻声赶来的彭小蒙，还扑了一个空……

那些日子，我除了讲故事，还爱讲笑话，当局正贼着谁在散布旗手的笑话呢。你想想，再不通缉我那就怪了！

贴着我两寸照片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让我无处遁形。第二天，所有的照片都被严小毛等一批老兵全给撕下去了。

当时北京公安局的军管会，把我们俩——这两路水火不容人马的祸头子，居然放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故意的。大有以毒攻毒的意思。

当局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竟会殊途同归。两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竟有同样的文化喜好。生活在社会不同的层面，竟有同样的价值系统。一个是出生延安的红孩子，一个是“工厂主”的后代，居然会有类似的思维框架。

开始我们俩互相提防，互相看不上，到后来我们争论辩解，以致推心置腹，终于变成了朋友。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也出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

张郎郎：宁静的地平线（11）

即便如此，我们俩在监狱里的生存方式，还是大不相同的。

遇罗克在狱中一直在和当局恶斗，乐此不疲。不但在自己的案子上和当局不懈缠斗，还自愿充当宋士杰，帮助其他犯人分析案情，写状子，出主意，争取最轻的判决。他真是一个天生斗士，而我却是一个魂不守舍的散漫学生。

他了解了我的案情以后，认为我的案情太复杂了，靠我自己根本无法解脱。他告诉我，进来之前，他已经设法和陈毅老总建立了联系。他相信陈毅先生是个明白事理的开国元勋，等他出去以后，一定会为我去斡旋。否则，我那罪行，弄不好让人玩儿个底儿掉。

他似乎比我懂得当今的法。听了这话，我心情沉重，但又觉得不至于吧。对他的好意，还是很感激。我心里想：他不太了解我党的高层运作，估计他的许诺根本做不到。即便如此，有这句话，也就够了。

后来，我被调到监狱学习班去学习，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的问题很快将得到解决。在那儿，见到了侃侃而谈的老丁，原来他就是负责遇罗克案件的主审员——丁大个儿。犯人们小心地问他：遇罗克的问题会怎么解决？丁大个咬牙切齿地说：“这小子，又臭又硬。死不认罪，以为我拿他没办法。好啊，我不信那个邪，咱们就耗吧！总有一天，他一定得赶上点儿。”

他和丁大个都不幸言中，我和他都折进了死刑号。

我万万也没想到胸有成竹、百折不挠的他，竟然也折到了这儿。但，到了这儿，他还是值得佩服的。都什么时候了，谁还能像他那样——自信而主动，不乱半点方寸。

也许，明天早上我们就要走上刑场了。这晚谁还能入睡？我躺在炕箱上，看着高高房顶上铁丝网罩里的电灯。走廊里，还有人陆续“叮当”进来。看来，我们是新来的一批人。也就是说，我们是下批要被执行的人。许多人都曾问过我，那时候你害怕吗？

用“害怕”这个词都难以形容当时我的心情。我就像一个看见蛇的老鼠，被震慑住了。脑海里一片空白。我，死刑，二者怎么相连？整个不明白。我的“罪行”无非就是“胡说八道”，就至于非枪毙不可吗？可是毋庸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