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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折不扣地执行退让政策，张国焘竟做了一件让人怎么也不相信会是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做出的事情。

我们还是来看看张国焘自己的叙述吧：

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以前，汪精卫曾约我在鲍罗廷那里会谈。他提出了一张他所预拟的二届中委名单，征求我们的同意。鲍罗廷一言不发，我细看了这张名单，是所谓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我觉得他并未尊重中共中央争取中派的意向，中派的人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至于中共党员则除第一届者均列入外，还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我对于国民党内部的事，自然不必多说，只有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对于提名中共党员为国民党中委者表示意见。我提出中共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中共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中共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他指出瞿秋白和我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我向他委婉解释，指出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中共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而合理的。汪精卫看见鲍罗廷仍不说甚么，也就不再说下去了。这样，第二届中委名单就算是商定了。②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5—86、68页。

张国焘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选举前主动提出少选共产党员，这件事从表面上看令人不可理解，其实认真想来，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处心积虑地执行退让政策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向国民党右派作出退让的，何况在张国焘看来，他所坚持的是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正确”方针呢！这一所谓“正确”方针的灵魂，用张国焘的话来说就是“中共党员仍留在国民党内已弊多于利”，所以，中共应自谋“独立发展不多干涉国民党内部事务”②。说得明白一点，就是准备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这一错误的指导思想造成的直接恶果是：　在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戴季陶、孙科、胡汉民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在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占7名；中央监察委员会12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1名。

陈独秀、张国焘等在国民党二大对右派的让步，使党内同志尤其是广东的党员大为不满，以至广东区委会写信指责中央对右派的退让政策。

国民党二大后，1926年2月10日，张国焘在《向导》第145期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教训》的文章。文章是针对国民党右派而写的。他首先列举了自国共合作以来国民党在各方面长足发展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对共产党人的排斥是错误的。继而谈到国民党二大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是“宽大的无以复加”，指出在右派和党的纪律之间，只能选择后者。文章还提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亦在大会上声明共产党员的党团组织，不过督促共产党员努力国民革命，而且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亦纯粹以扩大中国国民党和集中革命势力为目的”。

整个文章的调子是比较低的，目的是为了“希望迷途未远的同志，抛弃已往的成见，重新在中国国民党统一的旗帜之下，互相提携为同一目的而奋斗”！文章的积极意义在于申明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的发展、国民政府的巩固都与共产党员的工作分不开，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共言论。文章的消极意义在于仍然对国民党右派抱有幻想，没有看到国民党右派的阶级实质，从维护统一战线的目的出发，希望国民党右派改变态度，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

国民党二大后不久，统一战线内部又祸起萧墙。这就是在国民党二大上刚刚崛起的蒋介石悍然制造的“中山舰事件”。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广州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遂派中山舰开赴黄埔。

3月20日，蒋介石以中山舰有异动为借口，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正在广州视察的苏联代表团也被软禁起来。

当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们在报上看到“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报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