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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你，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政治派别根本不适用于这些问题。它们不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能解决的问题。对现在30多岁的人来说，传统的政党毫无意义。可是，他们有别的选择吗？

问：罗纳德·里根政府，对您所谓的创业家社会是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呢？

答：这是一套很有意思的行政班子：一套完全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班底。如果你仔细观察它的政绩，就会发现卡特政府没有完成的事，它也没做到。也许，它既不见得更好，也不见得更糟。不过，两者使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想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征兆，表明过去10年里发生了一场不可逆转的变化。不管是谁掌权，他都不再相信大政府，都会鼓吹裁减政府开支，并且都会以一筹莫展而告终。这是因为，我们美国人，全都赞成削减赤字——只要削减的是别人的开支就行。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酒精中毒状态，你知道，该戒酒了——可明天再说吧。

问：您认为我们能办到吗？

答：除非跌进了阴沟里，酒鬼们是不会悔悟的。不过也许我们用不着等那么久。3年前，绝对不能提什么改革社会保险制度，现在算是可以谈一谈了，但还实现不了。不过我认为，我们总算是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慢慢前进了。

问：那么您觉得未来没什么可担忧的？

答：这么说吧，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个世界感到悲观。很明显，它现在的状态不怎么良好，但它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良好的状态，至少我这辈子没见过。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回，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的父亲和我姑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律师、法理学家和哲学家），还有我父亲当时的密友，捷克斯洛伐克的缔造者、出色的历史学家托马斯·马撒里克（Tomás　Masaryk），当然他的年纪要大很多……我还记得我们的房子，暖气管传来的声音美妙动听，浴室正好在父亲的书房上面。当时我还不到5岁，我从暖气管偷听到父亲、姑父汉斯和马撒里克的谈话：“这不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文明的末日。”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事，再后来记得的就是报纸上无休无止的讣告。我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长大的，我知道，那是人们最后一个重视价值观的时代了。从那以后世界再没变过。对我来说，悲观厌世太容易不过了，可这有什么用吗？很多事情都会困扰我。可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从种种厄运中活了下来。

问：很难说清您属于什么政治立场……

答：我是个老派的保守主义者，不是什么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者大多是左派出身，现在基本上都成了老派的自由主义者，这很令人肃然起敬，不过我不曾属于过这一派。比如说，虽然我信奉自由市场，但我对资本主义素来持保留态度。任何将某种价值观绝对化的体制都是错误的。基本上，问题不在于我们有哪些权利，而在于我们有哪些责任。这是非常守旧的保守主义观点，20多岁的时候，我就在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里提出了这些看法，自此以来从没变过。

问：您从未想要进入政界吗？

答：是的。我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关心政治，因为我对个*力毫无兴趣。如果你对权力不感兴趣，基本上也就不适合搞政治。另一方面，给我一张纸一支笔，我就能过得很快活。

问：还有什么别的事能让您感到快活吗？

答：年轻人总是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们听到的大多数关于年轻人的说法，全都是胡扯，比如有人说他们根本不工作。我倒觉得年轻人大多都是工作狂，而且在工作中会有一种成就感。不过我很庆幸，我不再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了。现在的世界是个苛刻的世界，一个对年轻人来说尤为苛刻的世界。

［1985年］

第1章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1）

转变后的世界经济现在人们就变化中的世界经济谈论得很多。但世界经济并不是正在改变，本章要谈的重点正在于此。它的基础和结构已经变了，并且这种变化大致上是不可逆转的。

在过去的10或15年中，世界经济的基础构造发生了3个根本上的变化：

（1）　初级产品经济和工业经济脱钩。

（2）　在工业经济体系内，生产和就业脱钩。

（3）　资本运动，取代了产品与服务的贸易，成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和推动力。这两者也许尚未脱钩，但它们的联系变得极为松散，更糟的是，变得相当难以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