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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马上说：“赵忠祥。”

子扬问：“传他找我干嘛？”

对方答：“这是民事案子。”

子扬说：“要是刑事案子，你就抓他吧，不用通过我。”

对方答：“您是他领导，我们先向您通报一下。”

子扬最后说：“我要想了解情况的话，也会先听我的同事说，我现在正开紧急会议，你们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还让不让我办公了？”这是张子扬与对方的电话内容。他本人概述了这一过程，办公室同志也讲述了这一过程，以上对话为我综合整理。我这个人其实十分体谅别人，“这样吧，子扬，还是让小魏办个手续把他们先接进来，我录完音上去。”

为人不做亏心事　哪怕有人找上门（2）

读者诸君不一定知道这打官司的规矩也就是法律程序，对于民事案子，作为执法部门，应该本着调解的态度，能息事宁人，劝和为上，毛主席过去讲过这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

法院办案人员送达民事诉讼法律文件，应根据原告提供的被告的居住地址送达。一般说，民事诉讼，原告方如果不能提供对方居住地址，按说不能立案。法院送达文件，也不是不可以打电话到单位找被告，但应该要做到和被告约好时间、地点再把文件送达。没必要立马抓人般地办事。再说，一人做事一人当，民事案子纯属当事人双方私事，不应牵连各方单位。

为了这么个无中生有的事，到人家单位门口吵吵闹闹，甚至干扰了被告所在部门的工作，依我看这两个人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比我说没说谁“流氓”还要严重。何况我没说Z是流氓，我也可以依法告他们干扰我的工作，我正工作，请您们稍等一下不成吗？再说，你事先又没打招呼，这么突然袭击，气势汹汹，连我们主任都被殃及了。这是人民法院为人民办事的作风吗？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应该以公平公正的形象一视同仁地对待原被告双方。他们这种粗暴做法，显然对我已经不公平了。

中国人，特别是年纪大点儿的中国百姓，长期以来怕官司，“屈死不告状”，谁沾了官司似乎大难临头，如今我们是法制社会，公民都可以依靠法律来维权，被告也有维权的资格。

基于上述观点，我虽是被告，但我认为已赢了官司。因为对方如果有理就不会采取这样有悖于事理、情理、法理的行动。中级人民法院超越权限受理这种小案子，又采取这种办案方法，难道他们会赢吗？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凡事进入了法律程序，当事人就不那么轻松了，只要被拉到法律诉讼中，“无风也会三尺浪”。

但是，我坚信一点，“有理走遍天下”。理，首先是事理，也就是事情的原委，这件事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捡什么的都有，而世上居然有捡骂的人，真是无奇不有。在我接到诉讼文件，亦即传票之前，我根本不晓得世界上有Z某其人，美国著名学者卡内基在《人性的弱点》中说，“提示人们，人最在乎的是他（她）的名字。”

那天，当张子扬主任出于厚道的好意，把从山东来的法官请到国际部主任办公室，让他们在为贵宾准备的沙发上坐下，秘书小魏给他们献上清茶，这一切并不是张主任欠他们什么和应该这样做，照理是不应当的，他们执法时我们尊称他们法官，当他们肆无忌惮地跑到北京的宣传机关门前任意干扰人家机关的正常工作时，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反正子扬这么做了，我把节目录完走进主任办公室，看到他们：“我是你们要找的赵忠祥，二位有何公干。”他们看来从没受过这样的“礼遇”，脸色十分不好看，大有气忿难平之慨。

他们拿出一纸文书，是一张诉讼送达文件，我一看原告Z某，我就问：“这人是谁呀，男的女的，我又不认识，告我什么。另外根据民事诉讼法，他起诉如果没有具名我的住宅地址，也没有电话联系方式，应属立案程序不全，不应立案，你们找的是被告怎么会闯到我们机关这儿，有什么执法依据吗？”他们只说：“他已经告了你，将来在法庭上会出示证据，根据证据依法判决。”我也觉得跟他们多说既无益又无聊，于是签了字让他们回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遵守和尊重法律，既已被拉入法律程序，我必须应诉。我请了两位律师代理山东这个案子，一位是老资格的巩沙先生，一位是杨晓虹女士，这二位并不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但他们认真的、负责的办案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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