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第1/4 页)

和诚意，政府应即召回代表，并宣布和谈破裂之责任属共方；第二，为保卫国家独立自主精神，以践履联合国宪章所赋予之责任，对于向以促进国防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目的之外交政策，应子维持；第三，为切实维护人民之自由生活方式，应停止所有施行暴力之政策，对人民之自由权利及其生命财产，应依法予以保障；第四，双方军队应在平等条件之下，各就防区自行整编，其整编方案，必须有双方互相尊重共同实行之保证；第五，政府之组织形式及其构成分子以确能保证上述第二、三、四各项原则之实施为条件。”

看罢何应钦的电报后，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成员无不摇头叹息。在蒋介石的操纵之下，国民党中央突然提高谈判价码，使南京的谈判代表们刚刚看到的和平希望迅速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清楚，划江而治的希望已经破灭，要求双方停火，实际上只是请求对方停止进攻。

进一步的谈判工作已更加困难。于是，张治中愤然致信蒋介石：“默察大局前途，审慎判断，深觉吾人自身政治经济腐败至于此极；尤其军队本身之内腐外溃，军心不固，士气不振，纪律不严，可谓已濒于总崩溃之前夕。同时在平十日以来所闻所见，共方蓬勃气象之盛，新兴力量之厚，莫不异口同声，无可否认。假如共方别无顾虑之因素，则殊无与我谈和之必要，而具有充分力量以彻底消灭我方。凡欲重振旗鼓为作日后之挣扎者，皆为缺乏自知不合现实之一种幻想！此非怯懦自卑之言，实由我方党政军内腐外溃之情形，积渐所致，由来已久，大势所趋，大错铸成。尤其既失民心，今已不可复得。”

此信由屈武带回南京托吴忠信转交蒋介石，蒋阅此信后，大发雷霆，仍我行我素，毫无更张之意。

4　月12日，何应钦来电转达南京政府和谈指导委员会作出的五项决议，即：第一，战争责任问题，可依据代表团所谈原则处理；第二，所邀南京参加签字各位，届时再作出决定；第三，签约后驻军，第一期最好各驻原地；第四，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第五，渡江问题及联合政府事，等中共提出方案后再行研究。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团开会讨论自己在解放军过江问题上应有的态度。讨论中，代表们明显地同南京政府有不同的认识。

“渡江在原则上我们已经承认，怎么好推翻？”张治中很尴尬地说。

“岂有此理。这问题我们大家都已向中共承认，怎能说话不算数！”章士钊忿忿不平地说。

“我打电报给他们说，拒绝渡江决不可能，即要求缓渡，也很难能行得通，让他们了解中共行市。”满脸愁云的邵力子说。

听了邵力子的主张，张治中若有所思，轻轻摆摆手说：“像邵先生所说的似可不必，因为那样好像我们在代表中共说话。我们只好说我们正在和中共继续商谈中。”

此刻，一直沉默不语的李蒸表示：“渡江非常危险，如果中共大军在签字后即行渡江，那南京政府还怎么能行使职权呢？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彻底靠近中共，与主战派开火；另一条是因此而宣告谈判破裂。”

“我们既为和平而来，当和成而返，破裂还有什么前途？事到今天和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应尽力争取中共缓渡江，因为缓渡江确对全面和平运动之推进有利。但如果中共不答应，非马上渡江不可，那么我们不承认这是和谈破裂。”邵力子颇不甘心地说。

刘斐则认为：“不是我们要不要破裂，而是南京同意不同意。”

谈到争取中共方面暂缓渡江，章士钊认为：“过去李德邻没有力量，因高唱和平而增加了力量。因此之故，如缓渡江，假李德邻以时日，使其政治力量继续增加而扩大，对李德邻。对中共、对人民均有利。”

李俊龙的看法刚好和章士别相反，他认为：“三两个月恐怕不能增强南京力量。相反地怕只好加强溪口力量，为人民计，恐怕还是中共马上渡江的好。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们意见，缓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马上渡江；下策是和谈破裂。为人民计，宁取中策。”

会议最后决定，请章士钊出面设法向毛泽东通融，要求中共考虑在和平条约签订后能够暂缓渡江。但为时已晚，4　月13日早晨，周恩来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国共和平协定（草案）》正式提交给南京代表团，并通知当天晚上开始正式会谈。该草案其实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开列的八项条件细化后产生的。

但是《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依照与南京代表团达成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