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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对编辑们认真地解释了一番，每个编辑每个月损失2000左右，心里肯定很痛苦，但除了接受，也没有别的办法。编辑们的士气更低了，对公司和熊的不满也更深了。

在一次专门的小型会议上，财务部制定的新标准摆到了猩猩和猴子的面前：稿费分三六九等，最低千字20元，最高千字100元。而三六九等的划分办法，让猴子看了几乎当场吐血晕倒。

比如说，财务部提出，有些文章写的是“历史上的事”，不完全是作者创作的，所以稿费应该减半。这指的是一位作家应猴子之约，写了一篇关于萨特与波伏娃情爱关系的随笔。作家文笔非常精彩，有评有议，文章引人深思。猴子对这样的文章以“历史上的事”为由减半的理由哭笑不得，按这一说法，连余秋雨写的那些历史散文，稿费也都应该减半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财务部的人完全不懂文化，毫无常识。猴子在会上据理力争，保住了这些“历史上的事”不会被稿酬减半。

新标准还规定，执行主编不能再拿稿费。这主要是针对猴子自己每期写的卷首语。卷首语虽然只有千把字，但确实是猴子心血的结晶。猴子争辩说，所有媒体中，主编写卷首语都是要付稿费的。熊当时反驳：那要看主编拿了多少工资，拿了巨额工资，还拿什么稿费？猴子这才知道，自己的7000元月薪在熊的眼里，是巨额的。

猴子只能接受，但心里非常不痛快。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觉得自己的劳动不被尊重，感到非常气恼。

新标准还规定，编辑部主任，即斑马，写的文章稿费减半。斑马颇乖巧，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还一个劲儿地说“我无所谓”。

几天后，在公司的一次全体会议上，熊拍着桌子大叫着：“还想要那么高的稿费？如果我按那个标准发给你们稿费，你们拿了钱，还要在背后骂我是猪！骂我是猪！！”

熊这样叫的时候，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情绪激动。

每次开会，办公室主任都会在一旁做详细的纪录。这天，猴子正巧坐在办公室主任旁边，他眼角一扫，正好看到办公室主任在精美的笔记本上写道：“……你们拿了钱，还要在背后骂我是猪！骂我是猪！！”

。。

扣稿酬惹争端，猩再告状大象（2）

猴子万分困惑，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会被记下来。

那次会议正好是新年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之后，斑马也在办公室里抱怨：“在我们广州，新年的第一次见面老板是要给大家发红包的，你们这里可好，见面先骂人。”

值得一提的是，《Ａ》刊编辑们的工资水平，即使在下调之后，与公司其他部门相比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猴子的每月7000元，在公司里仍然是许多人议论的话题。发工资那天，各部门到财务室领钱，其他媒体的编辑看到《Ａ》刊编辑领着4000元左右，就会惊羡地说：“你们的工资这么高呀！”

再加上《Ａ》刊是全公司惟一不坐班的部门，所以，公司里很快滋生了一种针对这个部门员工的对抗情绪。

猴子后来分析说，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同一公司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特别是当这些部门对公司的贡献相等或相似时，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隐患……

熊还曾对《Ａ》刊编辑部的人不坐班多次提出过异议，但是，一切由猩猩顶着，所以，没人能够改变既有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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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从张居正的管理理论说起

心理学专业 齐亮

我记得《明史？张居正传》中有这样几句形容张居正的话：“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张居正应当说是一位管理的天才，他是整个大明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有希望扭转乾坤的人。而对他的这几句评语，则明显地反映出他先进的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对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杂志社，都是适用的。可是我发现，《Ａ》刊杂志社几乎完全违背了上面那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一直认为，《Ａ》刊是必亡无疑的。

首先来说“尊主权”。所谓“尊主权”，说的是如何做好一个下属的问题。作为一个下属，必须对领导保持应有的尊重和服从。毕竟，一个组织机构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上下一致，同心合力。如果下属对领导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完全不拿领导当回事，领导和下属各行其是，那么这个机构是绝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的。当然，尊主权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会做领导的人。就《Ａ》杂志社的领导来说，这一点做得是很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