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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之类的奴役状态的存在，并没有历史上的特殊依据，因而，在宏大的清帝国面前，所有的平民本来便是平等的。在写到广东省被人视为卑贱的船民胥户时，胤禛宣布道：“胥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屏弃之理。”

新近的一本研究著作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重要的是”，当这些人获得自由身份后，“便可以利用扩大的劳工市场，并且随意改换雇主”

在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不受约束的劳工市场，以及个人依赖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极富号召力的现象，并与“自由”与“进步”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对于一个生活于十八世纪的中国人的心态所发生的影响，却可能不尽相同。勿庸置疑，对于那些正为能在小块土地上生存下去而挣扎奋斗的家庭来说，它们亟需出卖多余劳力以使家人不受饥饿之苦，因而对此是欢迎的。对于无地的农民来说，这使他们有了在自由市场上通过被雇为农工而生存下去的希望。对于一部分既有能力又有运气的无家可归者来说，这甚至使得他们有可能摆脱卑贱地位，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这本来是不对“贱人”开门的）而获得上流人士的身份（1771年的一个法令对这种新贵的情况作出了规定，“以报告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代”，“方准报捐应试”）。然而，使人怀疑的是，那些奴仆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获得了自由”？甚歪在半个世纪以后，徽州地区形同农奴的佃农要拥有这种由皇上所准给予的自由，仍然会遇到麻烦。

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用金钱赎身的条款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大大超出了佃农们的能力，况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一旦赎身也就失去了生计。

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十八世纪经济“自由劳工”现象背后的是买方市场这一事实。在江南这个人口日益拥挤的地区，对工资劳工来说，“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家庭同本书刚刚叙述过的江南地区棉布生产的体系挂起钩来；“自由”意味着他们可以离开某个压榨人的地主去寻找另外的雇用机会；大概，“自由”还意味着他们可以加入政府为完成各种工程而雇佣的劳…工大军，或可以在内河船埠以及外贸海运码头找到工作。但是，在这个经济成长的时代，又有多少人根本找不到买主来购买他们的劳力？这些人又该干些什么？

民众意识中的盛世

乾隆年闯的中国，经济确实是生气勃勃。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鼯。社会传播就是一个例子。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关于各种地区性与全国性事件的消息见闻，也沿着连接各个村庄与各个市镇的商路，随着商品和外出旅行者流传开去。那种在今天的中国作为对于由政府控制的新闻媒体的补充而显得特别重要的“小道消息”，在帝制晚期便已经有了发展。而且，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各地的“小道”即便在那个时代便已同地区性和全国性的信息网络联系在一起。关于别的地方存在着什么机会、或有着什么危险的消息，是当时中国村民（更不必说城里人了）的日常生活中须臾难离的。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同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谈到十八世纪晚期的意识，又带出了两个更大的问题：第一，不管中圉的经济成长从绝对值来看给人以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是否能够抵消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第二，存在于地区间的不平衡发展，又对人们关于自己生活安全的看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人口、物价与金钱

1748年稻米价格的猛涨向全国性的官僚机构敲响了警钟，并立即对民间的秩序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影响。在苏州和长江下游其他一屿向来从上游进口稻米的城市发生了暴乱。然而，帝国各地的官员们对于米价上涨与人口压力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