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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权。

“六堂官事件”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荣禄就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北京西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只是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没考虑能否实行下去。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小孩过家家。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