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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才智和吸引人的魅力，使许多人为之倾倒。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周恩来的这些品格与冷酷的政治活动家的品质是同时并存的。记者弗雷德·厄特利说，周恩来是一位“难于抗拒的……机智的、有魅力的、讲究策略的人”。西奥多·怀特承认，他“对周恩来的品德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对周的判断也没有任何疑问”。一位在日本的中国记者说：“应该说，他是我见过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另一些人见过这位无情的政治家和并朱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则把周恩来描绘成另一种类型的形象。五十年代担任过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特·罗伯逊曾经对我说，周恩来虽然很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安然离去了。

四十年代曾经与周恩来打过交道的一位美国官员对我说：“您把周的姓读成‘乔’了。嗯，他对我来说，确实象一位姓‘乔’的，丑怪的人。我曾经想过我们应该与他决裂。但忽然之间我又发现，我错了。对他没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会承认一是一、二是二的。”

国民党一位曾经参与谈判的高级官员也对我说过：“最初，我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因此认为谈判双方也许都应有所让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怀疑这个人了。他虽然可能是真诚的，但他也不会被他的政治偏见完全蒙住眼睛。后来我终于认识到，在他的话里没有丝毫道理。最后，我发现他的一切都是在演戏。他是一位我从未见过的了不起的演员。他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使他的观众也跟着他笑，跟着他哭。但是这些纯粹是在演戏！”

当然，周恩来这两种不同的形象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总是根据他的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来处理问题。他之所以讨好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几乎也都是为了增进他的国家的利益。

但是，如果为了这些利益而要求他背弃信守，他可能也会无动于衷地离开同伴。在和我们的关系中，周恩来信守与我们的协议中的条文和精神。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友谊，相反，他是为了他的国家的利益才与我们建立友谊的。

在延安就认识周恩来的西奥多·怀特许多年后写道，他过去对周恩来的信任是绝对的。他将周恩来的两种形象联系在一起，概括他说：周恩来“与本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英明而又无情的人物一样，在行动时果敢而机智，象猫扑老鼠一样。他非常果断，能够凭自己的行动冲出一条道路。

与此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高度热情的、和蔼而富有同情心的、彬彬有礼的人。”

周恩来把儒士的个人品德和列宁主义革命家的冷酷无情结合在一起。因此，他的个性特别适合于他所扮演的政治角色。

他象台金钢一样……融合在一起的台金比其中的任何一种金属都要坚韧。共产主义制度总是奖励善于施展诡计的人，同时毁灭进行妥协的志士。周恩来的政治天才，在于他能够成功地同时扮演斗士和调解人的角色。

一位新闻记者曾经问过周恩来：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您更多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主义者，周恩来回答：“我更多的是中国人。”当然，周恩来的同事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当中的大部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其次才是中国人。尽管周恩来信仰共产主义，俱使这一信仰极端化并不是他的天性。

周恩来出身于官僚家庭，这种背景也使他有别于他的同事。这个家庭植根于旧中国的为人处世之道，家族里的成员总是教育自己的孩子攻读古书，以便进身仕门，保持若干世纪以来在这个帝国的官僚机构中的社会地位。周恩来在青年时代便摒弃了旧社会的哲学信条，但他不可能完全摆脱旧社会在文化上给他留下的影响，他自己也从未想到要摆脱它。在一定程度上，他一直保持着对中国的过去的尊重，即尊重旧社会那些值得保留的东西。

周恩来不同于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承认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1941年，国共两党为了重建抗日统一战线而进行谈判。休会期间，周恩来对一小群人讲了话。大家寂静无声，周恩来以动人心弦的话语表达了他的负疚之情。

他说，他希望打败日本人之后，能够回到他母亲的坟前扫墓，这使在场的中国心埃”抗日战争期间，周的父亲由于走投无路，只好写信向他当时业已出名的儿子要钱。周立即从他微薄的薪水中分出一部份钱，寄给他的父亲。1942年，他的父亲去世了。周按习俗在共产党的报纸上发了一则讣告。我猜想，此举一定会使他的同事感到疑虑，甚至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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