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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翼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相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轻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川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