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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兵法与养生的渊源（1）

公元18世纪中叶的清朝乾隆年间，有一位名医徐大椿。他原名大业，字灵胎，江苏吴江人，曾任太医。一生著述宏丰，有《经释》、《类方》、《慎疾刍言》等，后人评论其书“推阐主治之义，于诸家中最有启发之功”。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论医之书《医学源流论》，其中辟有专章《用药如用兵论》。他在全面、准确地阐述用药如用兵的医理之后，明确地指出：“《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之矣。”

徐大椿凭借自己深厚的医学功底，敏锐地审视兵学与医学、兵道与医道的相互关系，得出了极富启发意义的结论，这在中国古代医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不过，把兵学同医*系起来在理论上阐述，在临床上实践，徐大椿并非第一人。

被尊为医经的《黄帝内经？灵枢？逆顺》中就谈到医学与兵法的关系，其文曰“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以与“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漉漉之汗，无刺浑浑之脉”相对应。饶有意味的是，《黄帝内经》还用冷兵器的“五兵”（弓矢、戟、矛、戈、殳）类比针法：“两军相当，旗帜相望，白刃阵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谋也；能使民令行禁止，士卒无自刃之难者，非一日之教也，须臾之得也。”（《灵枢？玉版》）

唐朝杰出的医学家孙思邈进一步从医家的行为心理上做了深刻的理论阐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旧唐书？孙思邈传》）“胆大心小，智圆行方”这八个字高度概括了作为一个医生也必须具备的心理素质和行为准则。孙思邈在对这八字原则进行分析时指出，医生临病与军人临战一样，在不明敌情时要周密侦察，慎重判断，做到“知彼知己”，这种谨慎就是“心小”。一旦掌握敌情，胜券在握，就要果断决策，大胆用兵，这种果断就是“胆大”。孙思邈用《诗经》形容这种果断：“‘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谓大胆也。”军人为卫国保民而打仗，医生为救死扶伤而治病，这种品德就是“行方”。用兵要因敌制胜，战术多变；用药要“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李中梓《医宗必读》）。

以兵学喻医学，在中国古代并不只有上述几个例子，自先秦至明清，有类似理论的医家不在少数，可以说它是古代医家们的一种共识。

说了这么多，可能有人会问：那用兵和治病相通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毋庸置疑，只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正确的回答，才能证明兵学用于医学不是牵强附会。

首先，从伦理道德方面看，中医的医学伦理观一贯推崇“良医”（既有良好的医德，又有良好的医术），认为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东汉名医张仲景主张医生应“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这种中国医学史上倡导的“苍生大医”与中国古代兵家的主张是相通的，相融的。与行医要有仁人之心一样，中国兵家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也历来主张应“诛*，禁不义”（《尉缭子？武议》）。因此，《孙子兵法》要求将帅必须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惟人是保，而利合于主”，“仁德”便成为将帅修养的核心。

其次，从方法论上看，中国医学与中国兵学一样，形成了完备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都贯穿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具体地说，表现为“天人合一”的中医学理论。例如，春秋时良医医和指出：天有“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左传？昭公元年》）。意思是说，阴、晴、风、雨、夜、昼，分为四段时间，五种音调。过头了，不协调就会招灾惹祸。阴过头了是寒病，阳过头了是热病，风过头了是手脚病，雨过头了是腹病，夜里没有节制是迷乱病，白天没有节制是心病。辨证施治是中医著名的诊断治疗方法。从哲学上说，它是一种朴素的系统的思维方法。中医把天地人视为一个大系统，“人”又分为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各子系统。通过望、闻、问、切，对各个系统进行综合分析之后，对症下药。药分君臣佐使，最后达到治病求本，标本兼治，扶正祛邪，治病救人的目的。　。。

引言　兵法与养生的渊源（2）

古代兵法也是使用这种系统分析的方法。比如说，关于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孙子兵法》讲求“道、天、地、将、法”之类“五事七计”，对战争各方面进行总体把握，系统分析；关于行军布阵之类战术问题，兵家也无不讲求天、地、人的相互关联，各种条件在战争运动过程中的有序变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