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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姜维有断陇右之志，艾修治备守，积谷强兵，值岁凶旱，艾为区种，身被乌衣，手执耒耜，以率将士。上下相感，莫不尽力。艾持节守边，所统万数；而身不难仆虏之劳、士民之役，非执节忠勤，孰能若此。

邓艾不仅为军士屯田如此辛劳，他任城阳相、汝南太守时，也同样注重农事，史言他“所在荒野开辟，军民并丰”。他任兗州刺史时上言说：

国之所急，惟农与战，国富则兵强，兵强则战胜，然农者胜之本也。……今使考绩之实，在于积粟富民，则交游之路绝，浮华之原塞矣。

可见邓艾不仅自身注意积粟，而且还主张把能否积粟作为考核官吏的准则。

在讲述邓艾兴农积粟的事迹时，也不要忘记司马懿对邓艾的支持，在《晋书》卷1《宣帝纪》的记载上，往往把邓艾在淮南北搞屯田的事说成是司马懿的功劳。司马懿是在淮南北搞军屯的决策者，邓艾是执行者。《晋书》还有类似的记载，如《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安平献王孚，……宣王次弟也……出为河内典农……明帝嗣位……转为度支尚书……孚以为禽敌制胜，宜有备预。每诸葛亮入寇关中，边兵不能制敌，中军奔赴，辄不及事机，宜预选步骑二万，以为二部，为讨贼之备。又以关中连遭贼寇，谷帛不足，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邦，秋冬习战阵，春夏修田桑。由是关中军国有余，待敌有备矣。

可是《晋书》卷1《宣帝纪》及《晋书》卷26《食货志》均言司马懿“表徙冀州农夫或农丁五千佃上邽”。究竟徙冀州农丁五千佃上邽的事是谁主办的呢？看来是度支尚书司马孚先提出建议，经太尉司马懿同意并表请明帝批准后交司马孚执行的。由于司马孚先提出具体意见，所以《司马孚传》讲得很具体而详尽；由于司马懿支持了司马孚的意见，所以史臣也归功于司马懿。古史中类似这样的记述往往而有。

除了淮河南北与陇右两大军屯基地以外，其他沿边地带的军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在正始年间，征南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的王昶，在新野一带“广农垦植，仓谷盈积”；征东将军、都督青、徐诸军事的胡质，也“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置东征台，且佃且守”。另外，嘉平二年（250年），镇北将军刘靖令军士千人，“导高梁河，造戾陵遏，开车箱渠”，“溉灌蓟南北三更种稻”。至景元三年（262年）谒者樊晨又对刘靖创建的工程加以扩修，”水流乘车箱渠自蓟西北迳昌平，东尽渔阳潞县，凡所润含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

曹魏军屯生产者主要是现役正规军，他们在督将率领下，五里置一营，每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士兵与家口分离，采取什二分体制，即十分之二的士兵回去探亲，十分之八的士兵从事农耕和战守。所收粮谷全部交由度支系统的官吏保管分配。军士的衣食等生活用品从所收粮谷中拨给。士兵回家期间的稟赐常被停发。由于士兵皆为强壮劳动力，且水利灌溉条件优越，故淮南北四万人每年劳动所得除掉开支外，政府尚可得谷五百万斛，成为日后晋灭吴的重要经济基础。

五、屯田的作用及民屯的废止

民屯起自曹操都许之岁（196年），至魏亡（265年）始止，前后共七十年。军屯倡于建安之末，至魏亡未止。故屯田可谓与曹魏之兴亡相始终。曹魏对屯田经营之勤，效果之显著，在历史上独具特色，至今仍为学人所重视。曹魏屯田地域，西北起河西，东南达淮南；东北自幽燕，西南至荆襄。史言“州郡例置田官”，说明屯田范围甚广，但主要集中在许、邺、洛及其邻近地区。邓艾言：“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可证许在屯田事业中之首要地位。而屯田亦借黄巾起义民众之人力物力始得创建。许，原为豫州颍川郡一县，位居中原，地势平坦，由水路入淮，可抵魏吴经常交兵的淮南地区，故不仅曹操在许大兴屯田，曹丕黄初二年（221年），改许为许昌，次年征吴，仍在许昌“大兴屯田”。邺，自建安九年（204年）为操攻占，操即以之为建立国本之地。曹丕时曾拟将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因朝臣反对，结果只徙了一半。曹叡时，“遣冀州农丁五千屯于上邽”，足证冀州从事屯田的劳动者甚多。洛阳，居东西交通要道，地理条件更优于邺，故虽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仍能恢复其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屯田兵民亦广泛布在洛阳四周。故当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时，曹爽在伊水南尚能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司马懿暗中策划诛灭曹爽时，曾布置其二子司马昭、司马望任洛阳典农中郎将，史言司马师“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