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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孤单地活了许多年（一九七八年），直到上帝来接她的那天，她才重又和丈夫、女儿团聚。由此，我也感到了天主教精神中坚贞不渝的感人一面，想想看，那个可能连字都不识的女人，是凭着什么样的信念才可以一个人孤寂地渡过这么多年显然不是很平坦的岁月，最终来到上帝面前的。奇怪的是，在这一家三口并排而卧的朴实无华的大理石墓碑上，放着一小丛新鲜的野花，像是就从山上、从路边随便采来的，只有小小的一丛，但它们是新鲜的，带着生机和活力。会是谁呢，在这样一个炙热的夏日里专门采一小把野花带到这个偏远的墓地来？是好心的亲戚、邻居、村人？是这家人予之有过恩德的人？就是女儿年轻时要嫁并嫁而怀念终生的情人，如今也该是步履蹒跚、满头白发了吧。抑或只是一个像我这样偶然前来的陌生人？

有一块墓地，在所有的墓地中，它是那样地与众不同。它独自孤零零地立在路边，是用一块完整的岩石覆盖着，那块巨大的岩石不知是从山上还是从什么地方移来的，有一种原始的响亮的红褐颜色，边缘带着细小的砂眼，它完全没有被平整国、雕琢过，保持着它本来的样子。岩石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植物，好像死者那铮铮不息的生命力就是在他死以后也从地下顽强地生长出来一样。在那些生机勃勃的绿色叶子中间，在那块粗糙坚硬的顽石上，有一张已经模糊的了的多少年的黑白照片，我俯下身子看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这样孤独？用这样的岩石和苍翠来守护？照片上一个神采奕奕的美男子笑着，他看上去很文雅，又很粗豪，即风度翩翩，又豪迈不羁；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酒吧或是饭店的大厅拍的，豪华的背景透过多少年的风剥雨蚀还是让人一眼就能感到。他的笑容灿烂的像地中海的阳光一样，坚定，钢硬，那是一个坚定得让一切包括死神在内也不能干战胜笑容，一个顶天立地的笑容。

他一定是死于意外事故，天灾或是人祸，但绝对不是因为女人。

再一次在正午的阳光下我抬起头来，我的眼力充满了泪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这个死去多年的陌生而神秘的男子的笑容感动。一时间，我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恍惚交错于前生与来世的感觉，我应该见过这个人的，我应该认识这个人的，在哪里呢？

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多岁。像他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年纪轻轻就客死异乡呢？他显然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他为什么会葬在这个偏僻的乡村的一角，他的家乡和家人呢？又是谁，在他的棺木上覆盖了那块岩石，是谁，亲手种下那些植物？

还有一角是专门给小孩子的墓地，像幼儿园一样。那些没有能够长大就以死去的孩子们。在他们小小的墓碑上准确地刻着念、月、日，甚至小时和分钟。有些婴儿只活了短短几天、几小时。他们小小的墓地一个个都被圈围得好好的，像一张张小小的婴儿的摇床一样，每一张小床上都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小安琪儿。

从墓园再出来的时候，我看到远处一块田地里一个老人在锄地，我大声叫喊着，使劲挥手向他打着招呼，不过是问日安。

我像刚刚经历了完整的一生，又像刚从一部漫长而沉重的小说里走出来，比如《教父》，比如《日瓦葛医生》。我疲倦而感动，血液在我体内哗哗地流着。

1998年9月法国意大利交接的利古里亚海湾

1999年8月成稿于Bonn

寻找吉拉（1）

年初搬家的时候就想，应该给吉拉打个电话或者寄张明信片去，告诉他我换了地方，可是一直很懒，又总觉得我打个电话或者到莱茵河对岸他的住所去，就可以找到他。于是继续忙于在欧洲各国间的奔跑，也就忘记了这件事。

夏天的时候，我遇到了几件比较麻烦的事。像以前一样，孤立无援的时候就想到了吉拉，我一边责怪自己的自私，一边为自己找理由开脱：吉拉也忙呀，这也叫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于是乘车到河对岸吉拉的住所去。外面的小花园里依旧摆着张小圆桌，我没有注意到那张圆桌与以前有什么不同。从厨房的窗子望进去，客厅里的电视开着，我高兴极了，吉拉在家！我很想从小花园低矮的树墙翻进去，随即想到毕竟已经好久不见，还是按一下门铃比较礼貌。房门开了，公寓的门也开了。门口站着一位三、四十岁的微胖的德国太太，我首先想到，吉拉又结婚了，或者是跟着位太太同居在一起，我客气地问吉拉是不是在家，我是他的一位好朋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算算看，吉拉最后一次到我住的阁楼公寓去看我，已经是一年以前的事了。那位太太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