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自序　由司马光东汉风俗论说起

众所周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典籍中，国史上品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成书晚于《三国志》），此为“前四史”。而前四史之外，最好的国史作品非《资治通鉴》莫属。

通鉴作为中国编年史巨著，其用笔精当、品评得体，时至今日亦无出其右者。这并不是厚古薄今之论，因通鉴在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资治”之用，即为皇帝治理国家而将此前的历史事件按序写清，其必以简而不陋、当而不杂为不易的标准。主编者司马光的学识也为一代之冠，学风扎实且寄托深远。

对于东汉这段历史，司马光可以说是情有独钟，而他的“东汉风俗论”也成为史评绝品。在《资治通鉴？汉纪》最后，他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若有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混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面对国家政治的败坏，知识分子们不甘随波逐流，乃奋起抗争，在政治高层有杨震、李固、陈蕃等人“用公义扶其危”，在民间有以范滂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立私论救其败”。这些人特受司马光之尊重，在通鉴“东汉风俗论”中他继续写道：“至有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

司马光坚决认为，这些人的道德抗争是东汉初三朝道德教化的远期收益。为了说明东汉风俗也即知识分子主流意识的道德性，司马光还举了曹操不敢明确代汉的事例，加以说明，他写道：“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

从一个侧面讲，东汉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期，甚至可以说范晔的《后汉书》就是一部东汉知识分子的道德抗争史。

中国历史以汉唐为荣耀，但是唐实不如汉，因为唐继隋而精化科举，知识分子的生产基本流水线化，其道德担当大大减低。所以，有近代史学家如夏曾佑称科举开启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进入了“无耻时代”。即便是两汉之间，东汉亦胜于西汉。比较王莽与曹操两个篡权者的操作方式便可明了：西汉末王莽之篡，有四十多万知识分子为其歌功颂德，称为文人之耻；东汉末，曹操虽极力拉拢士人，称为唯才是举，但如司马光之论，“犹畏名义”。

作为知识分子道德品质的黄金时代，彰显其品质的是道德败坏集团的无耻行径。东汉继西汉有外戚之弊，而无以革除，知识分子们就以捍卫皇权即传统为己任，与外戚集团进行不懈的斗争。这一斗争以丁鸿与袁安对东汉最盛外戚窦氏家族及其政治小集团（称为“窦党”或“窦家党”）的反击为始，直到梁冀集团的覆亡。

宦官作为一个特别针对外戚集团的特定阶层，他们在以“身份关系”分享皇权之时，一直是外戚的竞争对手。因此，在除掉窦家党方面起主要作用即实际发动政变的则是宦官集团。宦官把持朝政，根本不可能注重政治道德的重建与维护，相反，他们皆以败坏吏治、毒化社会风尚为能事，所以文人集团要把原来反对外戚的力量，投放到反对宦官集团上面来。桓灵二帝时代，著名的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与宦官集团斗争失败的结果。

同时呢，在针对宦官的斗争中，知识分子集团又与外戚结成同盟，使原来的三角斗争转化成了“两大阵营”的冲突。

夏曾佑先生在其民国时代成书的《中国古代史》（上）一书中，用了不小的篇幅论述东汉的宦官外戚冲突，其曰：“前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结；而后汉之世，外戚与宦官常相诛。相结之极，王氏盗汉；相诛之极，天下土崩。”这种斗争的结果大大影响了中国以后的政治文化，“二千载以还，遂与中国相终始”。换言之，以皇权（及其变种）为表现的集权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要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高层权力内斗中去。

用比较流行的现代政治观点来论，这该叫非民主政治的成本。

夏老先生仍以史为据，评论道：“读史者每叹古人之愚，然平心论之，殆非愚也。此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人主一家之安危，与天下之利害相连，而每遇皇家变动之时，外廷尚不及知，仓猝之间，其权必归于外戚、宦官之争，而影响遂及天下焉。而天下者，亦动于不得不然矣。后汉二百年之史，即外戚宦官冲突之史也。”

我同意夏老先生的分析，在综合司马光“东汉风俗论”的基础上，试以揭示力量上“弱势群体”、道德上“强势样本”的文人集团的政治作为切入点，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