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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段的处置问题，吴主张迁之于汤山而予以保护、优礼。段本人不离京，由团河退居府学胡同私邸，后来吴在津失败时亦不肯走，这两人虽处于政敌之地位，其嶙嶙傲骨正复相同。

军事胜利后，吴以为其政治主张亦必随之而胜利，新国会不难解散，和会不难重开，国民大会不难实现。哪知事实与预期者截然相反。关于解散新国会问题，徐首先不赞成，他的总统地位是由新国会产生的，倘认新国会为非法国会，则其总统亦为非法总统；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奉张首先反对，那时吴发了一个促进国民大会的电报，张通电反对，这两个电报都被曹在电局里扣留了。（按：中日军事协定于十年［1921］一月取消。）

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得干预政治。张蹙着眉头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你得约束他少开口，少出锋头为妙。”曹暗中告诫吴说，“凡事镇静点！我们刚打完一仗，难道再打一仗？”

张不满吴的态度渐渐露骨：七月二十七日天津西报记者赴地纬路恒记德军衣庄谒张，询以对吴将军之感想，张岸然说道，“我只知向曹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八月十三日张在北京奉天会馆接见日本记者时又说，“国民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我不能让他胡闹，已嘱曹使叫他少说话。”

那时全国把吴看作天字第一等人物，尤以西报记者为之大吹大擂，而阶级观念甚深的张则视之为偏裨小将，扬扬然不屑与之为伍。全国对吴歌颂有加，张对之不满益甚，他口中常挂着这句话：“子玉算什么？区区师长耳！”总之，直皖之役吴张两人记账不同：吴以“战胜者”自居，以张为“坐观成败者”，张则自居于“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那次苦经验使吴不复视天下事如前此所想象者之易，头脑渐渐冷静下来，所以八月二日曹张在天津会晤时他迟到一日，五日北京东车站铺着黄土欢迎“两帅”入京，吴亦后到一日，而当公府大宴曹张之日，吴飘然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接见报界人物时且说，“这次战胜是一件痛心可耻的事。”

直皖之役（3）

那次推翻皖系的结果，只造成了靳阁之复职，曹张之正式联姻（曹以其弟锐之子为子，张女许嫁锐子），李纯之议和总代表及巡阅使地位（初任为长江巡阅使，后改为苏皖赣巡阅使，未久李自戕），直系旅长王承斌、萧耀南、阎相文、冯玉祥之师长地位，而国民大会遽归道山，一切改革计划均成泡影，武人之弄权如故，南北之对峙如故。

北廷也曾考虑到吴的地位，欲畀以鲁督，他又来一次“不要地盘”的声明。后来曹改“四省经略”为“三省巡阅”（直鲁豫巡阅使）时，坚以副使一席相属，“毋许一再固辞”，吴只好不置可否。此外徐世昌邀吴加入晚晴彩诗社做了一名社友。

九年（1920）十月陈炯明攻入广州赶走桂系莫荣新之前，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宣布取消自主，西南各省纷纷通电否认，但北廷据以宣布“统一”，并发表“筹备新选举”命令，时人称之为“纸头统一”。那时吴在洛阳练兵，准备实力充足后再来一次“革命”。他常写两联语赠人，其一联云：“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又一云：“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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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知己（1）

自民国成立后，郭梁丞归隐胶县，眼巴巴只等吴子玉抬头。吴驻军衡阳时声誉鹊起，有人送喜信给郭说，“可了不得，你的老把弟一爬爬到半天云里了！”郭微哂着说，“这用得着你来报信？哪一天报上没有他的消息？”那人嘻皮笑脸地说，“我哪有千里眼顺风耳，也是从报上看来的。我来劝劝你的驾。”

郭大模大样地说，“慢来慢来，区区师长，容得着我这样人物？让他做了督军再说。”

北廷授吴为孚威将军。那个“喜报神”又向郭大献殷勤，“将军就是督军，也许在督军之上。现在该是您出山的机会了。”

郭说，“慢来慢来，将军不过是候补督军，让他实授了再说。”不料吴发表“不要地盘、不做督军”的两不主张，那人哭丧着脸又来纠缠着郭道，“咱们吴将军一辈子不做督军，那么您一辈子也不出山？”郭深以那人为奇，不禁反诘了一句，“他做不做督军，我出不出山干你什事？你好像比我们更着急。”

那人卟嗤一笑说，“您是明白人，这正是一人得道，鸡犬飞升。……”

郭喃喃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