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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不愧为老江湖，鼓动着他的如簧巧舌，一下子就给郑介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从蒋介石官邸出来，戴笠就与他攀肩搭背，称兄道弟起来。

戴笠道：“走，介民兄，去街上喝杯酒，我做东。”

郑介民生得比戴笠魁梧，国字脸，厚嘴唇，一字眉，眼睛不算大，一看就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与戴笠的活泼、好动截然不同。

两位在邻街的一家小酒店坐下喝酒、聊天，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身历。

戴笠很快了解到，郑介民生于光绪二十四等九月十四日（1897年9月29日），比自己刚好小四个月。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人，出身贫赛，兄弟四人，他是最大的。因幼年丧父，兄弟又多，家无田产，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学徒工，收入很微，只够个人糊口。由于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他便一心想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学刑森州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他学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继续投靠黄埔。

当黄埔第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

说到此处，郑介民感慨道：“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那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问道：“在苏联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

郑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学。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验问题相结合，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书，阐明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的问题的观点。”

戴笠道：“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能不能送一本给我？我一定认真拜读。”

郑介民连忙摆手道：“惭愧惭愧，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是用课余时间写的，因时间紧、思想不集中，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后写出满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并不是真心的。

郑介民接着道：“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那时正赶校长被李宗仁、何应钦逼下野去了日本，因无地方落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找贺衷寒，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长复出后，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便要我任联络参谋，专门搞情报工作。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可不干也得干，这也是做人的无奈，对了雨农兄，我光顾自己吹牛，倒忘了问你。”

戴笠见问，想起人家一个黄埔二期生，还留过学，出版了专著，一比较，自个就矮了半截，一种自卑感油然而生。

不过，这种感觉只一闪而过，很快，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他干咳了几声道：“我呢，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十二岁考取秀才，本寄希望于仕途，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之时，科举制废了。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200亩山林、100顷田地度日。我这人天生不安分，又去外面读了高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本应考大学，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歧的浙三师打仗，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投到浙一师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