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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能性：毛泽东在报告一开始就讲：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况，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特别是在华北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毛泽东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变化。毛在报告中仍然把蒋介石集团作为敌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包括蒋介石，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抗日

反蒋，但毛的报告中也说到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后台，在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英美派是有可能遵照其主子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致明争的。“这是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一点特别有趣的争斗，一个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种又痒又痛的矛盾，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都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这样，他就预见到中国买办地主阶级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

为什么是重要呢？毛泽东指出：反革命的力量暂时大于革命的力量，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革命势力，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集雄厚的力量。因此，要把敌人营垒中被裹胁的人们，过去是敌人而今日可能作友军的人们，从敌人营垒中和敌人战线上拉过来，不这样，就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敌人，使革命停滞、孤立、缩小、降落，甚至走向失败的道路。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毛指出：关门主义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左倾错误就在于，不承认日本侵略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不承认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毛还指出：关门主义不承认反革命力量大于革命力量，没有必要组织统一战线。关门主义“为

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毛的结论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

关于领导权问题：毛特别指出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如果党和红军不能成为统一战线的台柱子，革命就会失败。只要共产党和红军本身是存在的，发展的，那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然是会存在的，发展的，这就是共产党和红军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

2、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

动权。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准备东出同日本直接作战，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同时，采取切实措施，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毛泽东、周恩来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发出大量信件。这个工作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替蒋介石背黑锅，有苦说不出来。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把张当替罪羊。他对张说，我们两人共乘一舟，但目前风浪太大，两人同乘，必有覆舟之险，应当下去一人。张只能替蒋受过，下野出洋，当然失意之情，难以言喻。张回国后，1934—1935　年，受蒋之命，率东北军进攻红军，在这条绝路上，他越走就越走不通，越走就越痛苦。剿共三个月，损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