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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山涛给人一种外表浑厚，亲近平和，内涵机敏而处事灵活印象；且识见不凡，襟怀坦白，气度恢宏，有雅量，能容人。事实也确实如此。他识见不凡，表现在每遇大事有主见，政治嗅觉极为灵敏。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他隐身不仕，以旁观者眼光静观事态发展。直到曹爽被诛，司马氏独掌朝权，胜负已成定局，他才倾心依附，直至成为司马王朝重臣。司马昭被封晋王，欲立次子司马攸做世子，山涛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支持长子司马炎，当面劝司马昭说：“废长立幼，违背礼仪，是不祥之兆。”经他和朝中其他大臣力争，终使晋王改变主意，下决心把司马炎立为世子，此举赢得司马炎衷心感激和信任。西晋立国后，成为开国皇帝的晋武帝司马炎一直把他视为股肱之臣而倍加重用。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马昭下令灭蜀，仅三个月不到时间，蜀汉刘氏政权便告灭亡。司马昭原定三年后灭吴，但实际灭吴时间是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前后相差十七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间经历了废魏立晋，王朝更替复杂过程。曹魏保守势力和司马氏拥戴力量经历了殊死搏斗，司马炎需要集中力量首先稳定内部。时任尚书右仆射的山涛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他曾退朝后对别人说：“外患既除，便有内忧，既如此，不如现在放弃伐吴，保留外患，换取内部安宁，不也很合算吗！”山涛说的果然不错，西晋太康元年（280年）灭吴，此后不到十年，便于晋惠帝永熙元年（290年）发生八王之乱，皇室内部相互残杀，国家政权被推向崩溃边缘。晋灭吴后，晋武帝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下令解除州郡兵权。大量裁减州郡兵，农民得免沉重的地方兵役，有利尽快恢复农业生产，这当然是件好事。但也无形中减少了地方武备，以至*发生便无力应对。山涛曾就此向武帝进言被拒绝，晋惠帝永宁以后盗匪群起，地方州郡没有兵备而无力*，天下因此大乱。以上种种，足见山涛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洞察能力。 。。
三
山涛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为官清正、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和几乎不倒翁式的官场人生。确实，文人做官历来被自命清高者所不齿，尤其与篡魏谋逆依靠血腥屠杀手段建立政权的司马氏集团合作，简直就是同流合污，罪大恶极！但是试问，自古至今任何政权的建立，都毫无例外如同新生婴儿呱呱坠地，在出世的同时总要伴随大片鲜血流淌。司马氏集团固然以阴谋起家，靠阴谋夺权，但历史上又有哪朝哪代夺取政权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即所谓阳谋手段取得的？
平心而论，西晋政权初立，也确实做过很多好事实事，革故鼎新，利国利民，使自汉末三国时代以来久遭破环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恢复发展。如罢州郡兵，农民解脱地方兵役之苦；废屯田制，立占田制及与之配套的课田制；改革税赋；王公官员限田；恢复户口制度；修改律令，减少罪罚等。所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新生政权较之旧政权的极大进步，所以山涛与新政权合作态度并无所谓忠奸之分，也不存在曲直是非的承担。新的社会需要德才兼备者出来管理，新生国家需要秉直公正的官员为民造福，有良知敢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出来做官是时代所需，大义所在，理所当然，对于山涛也不例外。长期以来人们指责、贬低山涛，主要说他不该效力司马氏。但从他四十岁起至七十多岁长达三十余年的仕途历程看，他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贡献以及知识分子自我价值的实现，都远比醉卧山林，虚名清高意义重大得多。
山涛先任尚书吏部郎，后长期担任吏部尚书。负责为朝廷选贤任能、考核评价官员。能够做到恪尽职守，任人唯贤。他担任选官十多年，每有官位空缺，总要选择才能、资历相当的数名备选人员呈报皇上，任由皇上对比使用。知道皇上有所决定后，才一定依照皇上之意，把相应人选排列前面公开优先推荐。但这往往和朝中大臣意见不相符合，甚至造成误会；认为是在徇私舞弊，有所贪鄙，为之 在武帝面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