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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生了恶性生化反应，而新制造的氨基酸又和正常的酶起冲突，导致脑部受到破坏。”

提出问题的年轻女医生，没料到尼玛会回答得长篇大论，眉头皱了一下。尼玛好容易逮着了这个可以发表的机会，不管她是否愿意听，继续就原来问题一直发挥下去。“我将这种情形称为酶的竞争性抑制现象。我举个例子跟你说明它的作用方式。恶性基因产生的酶就像一把错误的钥匙插进了中枢神经组织的化学锁里，让原来正确的钥匙，也就是良性的酶无法进入。发生了这种情形，结果会怎样呢？会造成脑部组织遭到破坏的蛋白质无法再生。”

“但是，如果真的无法再生，”一个刚加入这个非正式小型发表会的年轻心理学者，突然插入问题，“那么现在在座的高登先生不就会永远智障了吗？”

“啊！”尼玛似乎棋逢对手，高兴地叫了出来。“我刚才说过，遭到破坏的组织无法再生，但不是过程本身。有许多研究人员藉由注入含有恶性酶的化学物质来逆转过程，以改变挡住去路的分子结构。我们的技术中心也就是这样。不过，我们是先去除脑部受到破坏的部分，然后移植经过化学再生处理的脑细胞，让它以超正常的速度产生脑蛋白质……”

“我打个岔，尼玛教授，”我在他即将下结论前，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拉哈杰玛提的研究是不是也提过跟这个很相似的理论？”

尼玛听到我这样问，脸上表情迅速转暗。“你说谁？”

“拉哈杰玛提，他在文章中抨击搭尼达有关酶融合的理论，也就是改变酶的化学结构会阻挡新陈代谢的路径。”

“这篇文章的翻译在哪里？”他皱了一下眉头问我。

“还没被翻译，我是几天前在印度语版精神病理学杂志中看到的。”我说。

他环顾一下在场的听众，试图淡化这个问题。“我觉得目前还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结果会说明一切。”

“但是，塔尼达是第一个提出利用融合阻隔恶性酶的人。现在，他指出……”

“哦！查理，第一个提出这种理论的人，未必就能在最终的实验发展阶段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想在座的听众都会同意这种实验在美国或英国进行，成绩都会比远在印度或日本进行来得出色。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实验室和设备。”

“但你这种说法和拉哈杰玛提的理论并无关联……”

“这个场合不适合谈此问题，我相信明天的会议可以给这个问题一个满意的回答。”说到这里，他转头跟别人谈起昔日的同事，完全将我排除在外，让我站在那儿哑口无言，毫无置喙之地。

后来，我去找史特劳斯博士。一开口，我就劈头问他：“好了，以前你都说我对他太敏感了。今天的事又该怎么解释？为什么我问他问题，他会那么不高兴？”

“你让他觉得你高他一等，他无法接受。”

“我是诚心来问你的，看在老天份上，跟我说实话。”

“哦！查理，你不能再以为每个人都在笑你。尼玛今天无法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还没读过那篇文章，何况他也不懂那些语言。”

“连印度文和日文都不懂？少来了！”

“查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语言天赋。”

“那他怎么可以驳斥拉哈杰玛提攻击他的方法？而且，他还驳斥塔尼达在控制法方面的学术地位呢！他应该都知道才对啊！”

“不是这样的，”他若有所思地回答，“这些都是最近的论文报告，应该还来不及被翻译成英文。”

“你是说你也没读过？”

他耸耸肩。“我在语言方面比他还要没天份。但我确信，最终报告完成之前，所有的资料文献都会经过仔细的确认。”

听到他这样回答，我也无话可说，但是很难接受他们对自己的研究领域竟然如此忽略的事实。

“你通晓几种语言？”我问他。

“法、德、西和意文，瑞典文则足够沟通使用。”

“俄文、中文和葡萄牙文都不会？”

他提醒我说他是个执业的精神病兼脑外科医生，学习语言的时间相当有限，唯一能够阅读的古语言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对于古老的东方语言一窍不通。

谈到这里，我可以明显看出来，他很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此打住，但我还无意松手，极欲知道他究竟懂多少事。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

物理学方面：仅止于量子磁场理论；地质学方面：对于地形学、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