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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审者之列的罪犯天皇和石井四郎应予严惩。”菊地上等兵说:“我感到遗憾的是,与细菌战有关的主要罪犯没有在场。”久留岛说:“我对那些驱使我参加细菌战罪恶勾当的日本军阀表示无比的愤恨!”莫斯科广播了反映出他们悔罪程度的心声。
另有一种猜测,与对美国的观察作出的结论类似,即苏联承诺以保全12人的性命为交换条件,彻底搞清细菌武器的秘密。
苏联对细菌战犯的公审,尤其是在1950年公布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在细菌武器及细菌战这个被包裹得像石头一样严实的秘密上敲下了一角,让世界认识到了它的存在,感受到了它的残酷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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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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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并非为毒战命绝东京马尼拉南京广州
在伯力军事法庭上,有个叫三品的日本证人供认,他在日军驻上海的十三军团任侦察科长期间,于1942年参加过浙赣作战行动。这次行动的命令是驻华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下达的,旨在消灭沿浙赣铁路,经过金华、龙游、衢县、玉山一带的中国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十三军团配属了细菌部队,石井四郎本人亦到前线给予了配合。
三品供认,在后来缴获的中国军队的文件中,他看到过衢县一带爆发鼠疫的报告。而另一个证人古都也供认,这次细菌战在浙赣引起病疫猖獗,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
畑俊六是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有力倡导者和推行者。从国民党政府的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出,在畑俊六初任日本陆相的1939年及初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1941年,因毒气战而死亡的中国军人数两次达到最高峰。在他任这两个职务期间,仅毒气一项,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就达36000余人,这里没有包括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的遇害情况,否则这个数字将成倍增加。1940年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军施放毒气达11次,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1940年5月,日军在山东泰安的红山战斗中施放毒气,使我300名八路军官兵倒地气绝,半个月后,在峄县朱沟村的战斗中又有350名八路军官兵被毒杀;1941年9月,日军在河北宛平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老百姓400多人;1942年5月28日,日军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将大量的窒息性毒气向地道内施放,躲在地道内的800多名老幼妇孺大部中毒死亡
在中国的土地上,处处蔓延着黄色的浓雾,它的边缘窜出无数条毒蛇,嘶嘶地吐着长长的毒信,静静地钻入门板、窗棂、石缝、庄稼、水井、沟沿。成片的中国人被它咬住了,倒在了地上,口中吐出黑色的血,面孔迅速暗了下去。
实施细菌战和毒气战的日军将领大有人在。
木村兵太郎在“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时,狂妄地命令部属:“这次作战的目的,是要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凡是敌人地域内的人,须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水井要一律埋死或下毒!”
山下奉文率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在蠡县指使部下施放毒瓦斯,一次就杀害抗日群众70多人,制造了“王辛庄惨案”。
畑俊六、木村兵太郎、山下奉文实施毒气战和细菌战的罪行被掩埋在历史的阴影中。但他们犯下了太多太大的罪,他们作为甲级战犯,被押上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
杉山元自杀了,畑俊六是被逮到法庭来的唯一一个陆军元帅。他坐在被告席的第一排,他的左边是土肥原贤二,右边是广田弘毅。此时他的脸上既没有了杀气,也没有了骄横的帅气,而像抹上了捣烂的青杏子一样,又苦涩,又难堪。
检察官指控他犯有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纵容、唆使部下杀戮中国平民和俘虏、奸淫妇女、抢劫和破坏财物等罪行。
法庭庭长韦伯问道:“你是否承认有罪?”
畑俊六回答:“对于全部诉因主张无罪。”
然而他打颤的声音里暗含着来自记忆的战栗。
1938年2月,畑俊六接替松井石根担任了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当年10月,他指挥日军占领武汉后,在他的纵容和唆使下,南京大屠杀的惨象又发生了。
在江汉路海关前,兽兵抓住80余名中国居民,当场刺死几个,随后将其余的人推入江中用机枪扫射,鲜血顷刻染红了江面。而兽兵们却站在岸边拍手大笑。大智门附近和华景街横七竖八地躺着无辜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