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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虽在，但组织没了。工农联盟推倒了，城乡对立尖锐了。人民重新回到了一盘散沙的前现代，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内不能抗腐败，外不能抗列强。要不是靠着儒家的孝道观念，几亿年青人主动为国家分忧的话，那几亿老工人老农民恐怕就得活活饿死。而当这几亿青年人退休后，养活他们的只有两亿子女，中华民族又多了一重危机。

骂政府专制腐败固然痛快，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骂民众愚昧落后也有道理，但更于事无补。鲁迅的主要笔墨不是批评政府和民众，毛泽东也是。他们都看到了这个国家真正“组织起来”的关键，在于打破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的壁垒。不要以为读了几天书，就知道真理了，就不是俗人了，就可以随便教训人了，就谁都对不起你了。世界上所有强国，都是高度“组织起来”的。这个“组织起来”，不一定要靠政府，不一定要等政策，而应该依靠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的那点良心，主动地关心社会，关心国计民生。毛泽东虽然说过“你们要关心天下大事”，但由于封建帝王思想作怪，他实际上替我们包办了天下大事。他自己搞得挺累，大家还不领情。今天，正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让我们新世纪的知识分子再一次走向民众了。

眼前出现了影片《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站在车头号召民众的一幕。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号召起了整个民族，用我们的血肉筑起了新的长城，赶走了东洋西洋鬼子，建设起了两弹一星铁路大桥油田水库和遍地学校操场医疗站文化馆的现代新中国。今天，我们吃完了涮羊肉和水煮鱼之后，干点啥呢？

以此纪念“一二·九”，还有刚满一周岁的，东博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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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1）

2006年12月22日，在这一年中黑夜最长的晚上，在去无锡的Z1次火车中，我随手读了《人民铁道》报上的一篇短文，袁鹰的《副刊上的领袖诗》，略有几分感触。

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于1958年6月30日写完后转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因为是感慨现实生活的新作，总编想发在头版——以前主席的旧作都给发在副刊，跟一般文人骚客同样对待的。可是主席忽然说要修改，结果国庆后才定稿，10月3日发表。主席把原稿中的“红雨无心翻作浪，青山有意化为桥”改成“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这两处改动，颇具匠心，由俗套改为妙语，一种庄子《逍遥游》的浩大气势喷薄而出。但另两处改动我感觉值得商榷。

一处是原稿写“坐地日行三万里”，主席在数字上不自信，怕人家说自己是“伪科学”，便去征求了科学家的意见。科学家说地球赤道周长4万公里，合8万华里。主席就改成了“坐地日行八万里”，看上去很科学了，而且显出地球转得更快，跟下句“巡天遥看一千河”配起来，仿佛评书里夸赞宝马良驹“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似的，很有气魄。可问题是我们中国人并不住在赤道上啊，全世界人民大多数都不住在赤道附近的热带，而是住在回归线两侧的温带。主席自己住在北纬40度的北京，中学生朋友给算一下，他老人家每天跟着地球免费转一圈，恐怕是“三万里”更接近实际吧。所以这处改动既没有更“科学”，也没有增添诗意，反而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地理和物理知识方面，削弱了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很多人想当然地认定毛泽东不尊重科学，其实毛泽东一生最注重探索科学规律，大事小情都努力弄出个合情合理的道道，结果有时候反而因为太尊重科学而犯了拘泥的错误。比如科学家说要消灭四害保护庄稼，主席就说好吧，咱们发动群众，轰麻雀、捉老鼠，弄得鸟不聊生。过俩月科学家又说麻雀打不得，因为麻雀吃害虫，是保护庄稼的。主席便说好吧，咱不打麻雀了，光打帝修反。钱学森等大科学家指挥搞两弹一星，主席全力支持。可钱学森也发表科学小论文，把阳光照在叶子上的能量都统计进去，证明亩产十万斤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农民出身的毛泽东心里虽不相信，但实际也纵容了好一阵子。

主席被科学家折腾了很多回，终于摸索出了对待这些科学家的“科学规律”，就是对于科学家的话，既要尊重，也要反思。既不要搞“伪科学”，也不要随便给别人扣上“伪科学”的帽子，注意不要搞“唯科学”。实事求是，历史地、辨证地、联系地、全面地、不断质疑地看问题，可能才是最“科学”的。比如全世界的科学家都说中国不可能有大油田，已成定论，李四光都不敢说太冒险的话。但主席心想：我们炎黄子孙造了什么孽啦？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