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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军心，责之驱逐出境自赎。既可以夺深入者之魄，又可以存辽左之兵。”下面就是梁余二人的对话：

梁：辽兵有祖大寿在，岂遂溃哉！

余：乌有巢倾鸟覆，而雏能独存者乎？焕始就狱，寿初意其必释，今日则庶几有申救而出之者。至三日，则知上意真不可回，而廷议果欲杀焕矣。寿与焕，功罪惟均者也，焕执而寿能已耶？不反何待？（《剖肝录》）

白石“皇帝密旨”

果然，事情被余大成说中了。

祖大寿出走的消息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奏报崇祯帝，并说：“臣司官余大成能先见，乞诏问之。”余大成受召，对崇祯帝说：“寿非敢背反朝廷也。特因崇焕而惧罪耳，欲召寿还，非得崇焕手书不可。”崇祯帝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命余大成请袁崇焕写亲笔信，召祖大寿回来。但是，袁崇焕说：“寿所以听焕者，督师也，今罪人耳，岂尚能得之于寿哉！”“未奉明诏，不敢以缧臣与国事。”就是说自己现在既不是兵部尚书，也不是蓟辽督师，而是个罪人，没有权力下这个命令。余大成就劝他说：“公孤忠请俎，只手擎辽，生死惟命，捐之久矣！天下之人，莫不服公之义，而谅公之心。苟利于国，不惜发肤，且死于敌，与死于法，孰得耶？明旨虽未及公，业以示意，公其图焉！”劝他以江山社稷为重，写信请祖大寿回来。在反复劝说下，袁崇焕考虑还是要以国家、江山社稷为重，就亲笔写了一封信，劝祖大寿顾全大局，让他回来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言辞极其诚恳。

十二月十四日，兵部派人把这封信从狱中取出，孙承宗命由马世龙把信立即送给祖大寿。马世龙原来也是袁崇焕手下的一个总兵，和祖大寿有私交。马世龙带了少量人马赶往山海关，但此时祖大寿已回锦州。马世龙等又追到山海关外，出示袁崇焕手书。祖大寿下马捧信而泣，全体将士跟着都哭了。祖大寿是个孝子，对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他80岁的老母果断地对他说：“所以致此，为失督师耳。今未死，尔何不立功为赎，后从主上乞督师命耶？”劝大寿应该回去把后金军队打退，立功为督师赎罪，就可以救出督师。随后，祖大寿率领军队入关。后来，后金军队占领了关内四城，就是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孙承宗和祖大寿、马世龙等，率军队收复四城。可以看出，在关键时刻，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还是以江山社稷为重，继续同皇太极的军队作战，保卫京师。

皇太极得知明崇祯帝将袁崇焕下狱，便亲统大军回师城西南的芦沟桥。十二月十七日发动永定门之战，这次战役的情况在上讲已说过，此不赘述。下面讲一下北京之战的重大影响。四、重大影响

第一，庙社震惊，根本动摇。后金不仅占领辽东，而且进入辽西；不仅肆行关外，而且攻打京师。北京因受到塞北少数民族武装攻打而进行的保卫战，共有两次：一次在正统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也先率军攻打北京；紫禁城城墙

另一次在崇祯二年（1629年），女真—满洲皇太极率军进攻北京。两次之间，三个甲子，整180年。这场战争，标志着崇祯帝中兴之梦彻底破灭。明朝京畿地区的防御体系，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遭到重创或破坏，失去（阵亡或被俘）总兵赵率教、满桂、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朱国彦六员，兵部尚书王洽、工部尚书张凤翔、蓟辽督师袁崇焕、遵化巡抚王元雅、总理蓟辽保军务刘策等或死或下狱。明朝的江山社稷受到巨大震动，国本受到动摇，元气大伤。

第二，阉党余孽，掌控阁部。后金军撤退之后，明廷没有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而是借机倾轧，进行党争，自我残杀，自毁长城。崇祯帝没有从全局分析北京己巳之役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而是以杀袁崇焕出气、泄愤。袁崇焕成了崇祯帝的一只替罪羔羊。阉党余孽借机翻逆案，打击东林党。东林党内阁大学士韩爌、钱龙锡、成基命、李标等去职，而代之以周延儒、温体仁等佞臣入主内阁。六部七卿也相应变更。这标志着崇祯新政结束。国家兴旺，用忠臣、能臣；国家衰亡，用庸臣、佞臣。崇祯皇帝在关键时刻，杀忠臣，用佞臣。这表明大明皇朝气数将尽。

第三，京师城防，守备虚懈。在此战之前，北京人过了180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突然降临，没有任何实际准备。守城官兵既不知道火器的名称，也不知道火器的使用。北京城险些丧于皇太极之手。但是，明朝没有接受这个教训，没有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所以，14年后被李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城，明朝灭亡。

第四，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