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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入仕『前言』

师爷入仕『前言』

文稿写到一半，突然想起写几句前言。有朋友问，那不是衷言吗？余自然解释说：“忘了写，叫中言也行，而不是衷言”。记得小时候，父亲领到家里的那些干部模样的人，大多穿着破破的四个明兜的中山装，上衣小兜里插着英雄笔，脸是黑的，手上有厚厚的老茧，那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时期，到家里贴大字报和搜查的人都穿着绿军装，昨臂上套着红袖章，脸上气势汹汹，后来这里边的人有的被定为“三种人”，其他人则什么也不是。那个时候人们穷的很多人露着腚，敲锣打鼓的点子也是“穷、穷，一般穷，社会主义优越性”。过了几年后，突然间，街上的“资本主义尾巴”变成了个体户，余的一个街坊原来端着笸箩在小巷里偷偷卖瓜籽，也明目张胆地卖起了鞋子和布匹，老婆子尽然穿上了新衣服。有一天清晨，喇叭里广播说：“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后来父亲老了，赋闲在家，那几个穿中山装的人或许也有死去的不少。及至余“插队”期满，有了职业，到外贸的一个冷冻厂当了一名屠宰工，成天和兔子打交道，因为那个冷冻厂是专门为外国人加工兔肉的商品出口企业。整天屠杀那些善良的小动物，对外面的世界啥也不知道。再后来到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干一份小差事，还惯以公务员的头衔，实在是庆辛之极。因为终于不再屠杀那些善良的小动物了。可是，时光流转，人们再也看不到背着行李走进农民家和田间地头手拿锄头的干部们。人们只能在电视里看到新一代干部们白皙的面皮和笔挺的西装，或者站在闹市街头的两旁，看那屁股后面冒烟的坐着官员的远去的轿车。

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滚动的。新旧事物不断的交替，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做着较量，那些“死心眼”的“革命”家们早已逝去。头脑灵活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他们不在象他们的前辈们那样光想着穷苦人的事，而把目光局限在田间地头；而是更注重个性的发展和把着眼点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换句话说，那就是新思想新观念代替了过去的老思想老观念；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代替了过去区域化的经济模式。但是，事情总有两面性，如今不少的干部都是坐着高级车子和嘴里莂着中华烟卷的油头粉面的官僚派头，社会进步了，可是他们脑子里封建官僚的思想仍然遗留下来，“仕途观念”排挤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们的工作在宾馆，生活在酒吧，收入在幕后，事业在麻将桌上，重点在个人利益上，焦点喊在嘴皮子上。官场子里竟然也有“刽子手”，他们端着农民的碗，住着工人的房，却不为劳动人民办事，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这些现象不得不使余多次想起那些躲在砧板上浑身发抖的小兔兔们。“天道昭昭”，他们自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当然也不乏漏网之鱼。这些人仍然还会继续端坐在他们的安乐椅上，象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寿终正寝”。不然，那些“道貌岸然”、“利令智昏”和“冠冕堂皇”诸如此类的形象词和典故，中华的臣民们是怎麽悟出来的呢？世道变迁，奸猾者自然阴险，老实者自然坦诚，这是历史的定律。

一日，偶和朋友们聚会，自然是僻巷里的下等酒馆。霓虹灯五彩缤纷的光芒从远处酒楼的顶部照射在余们的破餐桌上，尽然把几颗油炸的花生米照耀的晶莹剔透，劣质的茶水也闪着波光。瘸子脖子上的汗珠亮闪亮闪的。靡靡的音乐声随着阵风吹过来。大家知道那里是县里的官僚们和乡丁们经常聚会的场所。今天晚上也许是开完什么重要会议后在这里就餐和消遣，或者在宴请从什么地方远道而来的尊贵客人，或者…。结巴指着余的鼻子说：“你应该拿起你的笔，把这些家伙们写写”。余说：“写了几页，不知可行。但和宾馆里的事没关系。”瘸子说：“少说为佳，得过且过，不要管那么多。”楼顶上的灯灭了，余们的聚会也散了。回到家里，想着写字的事情，还是有点冲动，总想和大家说几句话。

原本写字和画画一样，要有一个主题和中心，才能泼墨着色。余却不得要领。想着乱麻一样的事情和复杂的社会环境，看到的和没看到的，这些现象错综复杂，盘根错节。象一堆臭咸鱼，无从下手。有位伟人说过：现象只是事物的罗列，而本质才是事物的原尾。没有哲学的武器和疱丁的解刀，咋能把事情说清楚呢？还有位语言学家说过：写文章没中心思想也可以，没主题不就是主题吗？写乱了不就写出现实了吗？因为事情本来复杂化，何必把它们写成一个中心和主题呢？听说古代的外国人里有一个叫毕加索的画师，他是中外历史上有名的抽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