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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她解释说，他一直就想要在暴风雨来临时在这个海峡里游泳。而在她看来，他似乎是打定了主意要毁灭自己。

还有一次，他激她跳过一个很宽的峡谷，如果她失足的话，可能会受重伤或者送命。她跳了过去，然后就跑回旅馆，搭了最早的船去伦敦。他写信给她，求她原谅，对那一件他自己也不能理解的古怪行为表示惊愕。她回来以后，两人亲热了一个星期，接着又因为每天闹别扭和吵架而闹翻了。

他拼命喝酒，拼命进修，拼命过奢华的生活，这样在一年之内把弗朗西丝的遗产差不多都花光了。

这一年并没有虚度，因为他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观摩了欧洲外科名医的手术，但是他总不愿意记起这一年。他的蜜月是一场胡闹。他的婚姻是一场胡闹。他的生活是一场胡闹。

五

一年过去了，弗朗西丝的遗产只剩下了两百镑。他们用这笔钱回到伦敦，从伦敦到加拿大，又从加拿大到密执安州底特律城。

于是1924年暮冬，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夫妇在卡斯街和塞尔登街拐角处租了一套小公寓房子，他挂出了祖父的行医招牌，等机会来敲门。他等了一年，机会只是很轻微地敲了一下门。

在他简陋的诊所里。他发现了一个事实，那是他在多伦多、伦敦、维也纳和柏林学的医学课程中所很少提起的：最需要医疗的人，正是最出不起医疗费的人。

他等了一阵——又等了一阵——可是他的境遇仍然和他的病人们一样。到他诊所来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些病人惹他生气。他们到诊所来，或者派人请他到家里去，往往已经病得很重，而他们的病如果在初期是很容易医治的。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请医生？”他往往生气地嚷起来。而病人，一个斯拉夫人，或者匈牙利人，或者土生土长的汽车工人，因为穷觉得很难为情，往往会弄得语无伦次。

在富庶的美国的这个新兴城市里，破烂的小公寓房子、欠付的账单、莫名其妙地普遍患有的疾病，开始使白求恩忧闷起来。他一个月一个月地挨了过去，一种新的恐惧侵入了他的单调不堪的生活和工作。他发觉自己比以前容易疲倦并且需要更多的睡眠。他担心自己会失去以前一向充沛的干劲和精力。于是随着愈来愈厉害的疲劳，他更加疑虑，更加喜怒无常，更加愤懑。

突然间，一夜工夫，他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就一跃而成名了——而且有钱了。

他曾在一家州立医院弄到一个兼职，做普通的手术。有一天他从手术室里出来，在走廊上被一个衣着整齐、彬彬有礼的人拦住了。那人介绍自己是格兰特·马丁大夫，白求恩曾听人说起他是底特律最有成就的开业医生之一。

“我很佩服你的技术，”马丁大夫对他说，“我想提议把我的外科病人送到你哪儿去……哪天晚上你和你夫人请到我家里来，我们再详谈，好不好？”

“那好极了。”

他们握了握手。“我觉得我们合作起来一定不错，”马丁大夫恳切地说。

寥寥几句话——而一切都改变了。

在马丁家里，白求恩和弗朗西丝会见了其他名医和社会名流。有钱的和有地位的男女人士现在开始到卡斯街和寒尔登街的诊所来了。钱现在源源而来了。他邻近的病人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来找他，来了又哭穷，而新来的病人看最轻的病也准备付很贵的诊金。在医院里，他在外科方面也开始有进展，应用了他跟欧洲名医学来的技术。两三个月之内，他们搬到头等住宅区的一座豪华的房子里去。可是他还是不肯搬诊所，虽然现在他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大阔佬了。

成功是可喜的，不过有时候，他坐在新装潢的诊所里，不禁看着手想：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的手还是这双手。难道它们今天有了昨天没有的魔力吗？他找到答案了：它们昨天治的是穷人，今天治的是富人。

他现在要的是钱。他需要钱！不过在挣钱的过程中，他对挣钱的那些方法憎恶起来。他成名以后，已经不是旧日的白求恩大夫了。他发觉自己现在成了一个严密的制度的俘虏，这是一个“大家互相照顾”的制度，普通医生给他送病人来，他给他们送回扣去。专科医生要按这些病人的力量尽量多收费用，然后把“利润”分出去，这样“敲”病人来维持这个制度。

钱是开端，也是尽头。他尽可能弄够了钱，然后回到原先的贫民区病人当中去，找回失去了的平静的心境，找回玷污了的为贫病交迫的人们服务的医生理想。

钱是那个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