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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尔在这里批驳的只是生物界成群创造论，不承认灾变说，但却保留了物种神秘的创造观点，认为上帝不是一下子，而是用某种不知不觉的方法，一个一个地创造出新的物种，来代替已死绝的物种。赖尔明显地主张物种不变性，并援引了当时寥寥无几的古生物学资料来加以证明。他后来在自己的一封信中写道：“埃特纳火山的外壳至少有十万年了，经过这么多世代也完全没有改变其形状。按拉马克的定理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猩猩变成人呢？”

所以，我们既不赞同扎德的观点，也不赞同赫胥黎关于赖尔承认物种起源的“自然”方式的观点。即使他有时也坚决主张过这一点，那也只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他在精心研究了全部问题和作出某些结论的第二卷中，首先明确地表示反对进化论，反对近期物种起源于早期物种；其次，他运用了已明确表明赖尔认为物种是由创造者为了一定的目的而创造出来的某些术语和说法，表达了自己对物种出现的概念。

《地质学原理》这卷书对于达尔文及其思想的发展是否起了作用呢？当然起了作用。至于达尔文，大概是在旅行的第一年年末或第二年年初，阅读了这卷书，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至于谈到他很精心地阅读了该书一事，若是知道他当时对赖尔有着几乎是敬佩之至的心情的话，那么也就不必再有所怀疑了。可是他阅读了这卷书给他带来了什么效果呢？显然，这卷书向他广泛展示出物种起源的理论问题。物种变异性的界限，相近物种彼此之间的关系，物种和变种之间差别的实质，现代物种的形态与已绝种的物种形态之间的关系，家养形态和野生形态变化的大小，生存的斗争，变化的遗传性——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由赖尔提了出来。但不应认为达尔文对赖尔的所有论断都信以为真。当达尔文搜集各种各样的物种时，就在确定各物种之间的界限上产生了实际困难，这种困难大概不止一次地迫使达尔文不能不对赖尔的基本论点的正确性发生怀疑，他发现，好象每一物种的变异都有一定的限度似的。而他在彭塔阿尔塔所进行的考察，已使他产生了可以用血缘关系把现代贫齿类与古生树懒科联系起来的想法。从此，达尔文就把注意力和思考力都用在只有使他才能弄明白的物种起源问题，物种不变性或可变性的那些问题上。

二月二十六日，“贝格尔”号出海了，冒着大风向福克兰群岛驶去。菲茨·罗伊和达尔文来到路易港后，惊异地得知英国为了不让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殖民者占领这些岛屿，已经把它们占领了。最近法国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在觊觎这些从前无人居住的岛屿，虽然，岛屿上的全体居民是由几年前就居住在这里的一名（！）英国人、二十名西班牙人，一名西班牙女人和两名女黑人组成，然而英国的旗帜却已飘扬在岛屿的上空。

一月十二日和十三日，“贝格尔”号曾遇过的飓风在这里又刮起来了；停泊在这里的一艘法国捕鲸船，在挣断了三个锚后而遇难。法国人是乘着舢船逃生的，并抢救出了储备食品。后来菲茨·罗伊舰长把这只船上的三名军官接收到“贝格尔”号上来，以便把他们送到大陆去。

在这个为长在泥炭土壤中的硬草所覆盖的阴森森的岛屿上，达尔文作了长时期的散步，走遍了全岛。岛上根本没有树。大概他这时正在海岸上进行有趣的观察，数一数巨大无毛海生蛞蝓属和白色海牛属所产的卵子；它们一次就产卵约六十万粒。虽然产下这么多的卵，但长大的海牛属动物还是特别罕见。达尔文虽然专门寻找长大了的海牛属动物，但只不过找到了七个要使如此稀有的长大了的海牛属动物保存下来，得死多少卵子或胚胎呢？也许，他这时正对那些海生苔藓虫类群体中的奇异的个体感兴趣，因为海生苔藓虫类很象一个长着针状小嘴的鸟头（它们现在被叫作“鸟头体”），从卵子中伸出头来时张着很大的颚，摇摇晃晃；达尔文进行了观察，并且用细针去触动它们的小嘴，它们常常紧紧地咬住针尖不放，也就是说小嘴起着苔藓虫类群体保护或清洗的作用。

当“贝格尔”号停泊在福克兰群岛时，达尔文收集了为数不多的动物，射猎田鹬，寻找贝化石和进行地质勘测。暴风雨仍在继续：一艘英国纵帆船被抛到岸上，而比“贝格尔”号晚到几天的一艘法国考察船被迫下了四个锚，以免遭到同样的命运。暴风雨把一只用锁链锁在“贝格尔”号上的小船刮了下来，后来却又顺利地被拉到岸上，但还是损失了一些索具和船帆。

“海豹捕猎者”也到达了，它是一种适用于捕猎海豹、贩卖奴隶和在海上进行动掠的船只，并把在火地岛海岸被一月十三日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