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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总的语气也非常好，因为它没有把话讲得那么绝对。达尔文在任何地方都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对对立面横加指责；他总是提出大量证据来说明或反对某种思想，引证大量他所观察到的情况，引证各种意见和考虑，他在这样做时似乎是在对读者说：“你自己判断一下吧：看来，我们的观点要比任何一个别的观点更正确些”。他似乎是在邀请读者跟着他一起来讨论问题，并且让读者有在某个问题上同意他或反对他的自由。他始终记住，在他深入研究自己的理论，专心致意地研究各种不同的事实并越来越深入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时，他自己只是一步一步地、逐渐地确信自己理论的正确性。既然他自己经历过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他就不可能指望别人一下子便能接受他的学说。他常想并且常说，一个人即使对他的理论稍微表示赞同，但是要让人家同意他的其它一些结论，那也只能在人家逐渐地赞同了他的全部理论之后才能做到。

因此不难了解，达尔文著作的读者很快地就在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他的学说。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全部接受达尔文理论的狂热的崇拜者（如植物学家华生，他于一八五九年年底写信给达尔文说：“您的主导思想，即‘自然选择’，一定会被当作科学上的确定真理而为人们所接受。它有一切伟大的自然科学真理所具有的特征，变模糊为清晰，化复杂为简单，并且在旧有的知识上添加了很多新的东西。您是本世纪的、甚至是一切世纪的博物学中最伟大的革命者”。）有一些人，他们欢欣鼓舞地对待这个理论的基本原理，但是认为其中某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细节还存在着弱点。还有一些人，他们一方面接受自然选择理论，但同时又认为这个理论不能解释人的精神能力是怎样产生的，因此他们设想（例如华莱士），这些精神能力是由于超感觉的精神世界的干预才发展起来的。很多人接受了自然选择的意义，但他们对类型的可变性只是部分地予以接受；一种人认为，可变的只是物种，而属是单独形成的；另一种人则认为，可变的是物种、属和科，而不是目和高级单位；第三种人认为一直到纲为止都存在着可变性；而第四种人则认为一直到门都是可变的。达尔文在一封信中写道：“有趣的是，每一个人都想出一个意思，按照这个意思他已经不再同意我的理论了”。

最后，一批声望日益增长的敌视达尔文的读者也在出现。有些人不同意达尔文的理论，但对作者的热爱劳动、对作者真诚的意图、对作者论述问题的严谨性却给以应有的评价；有些人发现达尔文的方法本身存在着一些缺点，指出他的理论中有许多重要原理并不是从事实和观察中直接得出的；最后，有些信仰宗教教义的人对达尔文的理论持坚决否定的态度。这里也出现了在其他类似情况下所出现过的现象。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受到了策布成茨的攻击，说万有引力“动摇了自然宗教的基础，因而也动摇了神的启示”。一八五九年年底，达尔文在写给拉卜克的信中说：“当雷和闪电的发生第一次被证明是连续发生的原因的时候，那时关于每一个闪电并不是上帝亲手发出来的这一思想，对某些人来说简直是不能忍受的”。

在这些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流派中间不能不发生争论。达尔文主义必须为自己争得地位，而且首先要克服因循守旧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由于因循守旧还相信动植物的物种是永恒不变的。于是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开始了①。

在这场斗争中，三十五岁的教授、达尔文的许多年青朋友之一托马斯·赫胥黎在英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达尔文一样，也是在一艘军舰上开始他的博物学家的事业的。他以海军助理军医的身份在《雷捷利斯涅克》号巡航舰上参加了四年考察工作，该舰在澳大利亚附近航行了将近三年。回英国之后，赫胥黎发表了有关公海的水母和其他透明体动物的著作，并为此而获得了伦敦皇家学会的奖章，这是非常光荣的奖赏。他开始在伦敦矿业学校讲授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成了矿业部陆上勤务的博物学家，他对古生物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在矿业学校建立了一个地质博物馆。赫胥黎是一名优秀的普及工作者，他经常给工人公开讲课，礼堂里总是挤满了人，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课，他练就了一种简单明了地讲述问题的本领。他以自己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机智说，在公开演讲时应该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叙述问题的能力，“使得听众能够认为，甚至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也是理解的”。

①我单有一本书谈捍卫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是阿·德·涅克拉索夫《为捍卫达尔文主义而斗争》1937年莫斯科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