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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达尔文对那些在改变常见的造化说观念方面迈出了最初几步的人表示欢迎，而认为这种改变只是向新的科学观点的过渡，那么他对自己的朋友们试图“使科学和神学不相矛盾”的作法所持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他对他们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已经看到，当爱沙·葛雷说，创世主“用某些对人类‘有益的’方法指导变异”时，他就在刊物上同爱沙·葛雷进行论战。实际上，赖尔也是很接近这些思想的，因为他当时重复了这种陈词滥调，认为变异是由天意创造出来的，而人在选择这些变异时，可以塑造他需要的动植物的形态。达尔文对这些意见特别生气。他给赖尔写信说：“这使我想起西班牙人，因为当我试图向他们解释科迪列拉山脉是怎样形成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你解释没用，因为科迪列拉山脉是上帝创造的……，您是否认为，连我的鼻子的形状也是由于合理原因形成的呢？”。——他冷嘲热讽地问赖尔道。

他接着写道：“如果您说，上帝决定在何时何地出现十分微弱的变种，并且其中的一个变种在生存竞争中保存下来，其它几个变种在第一代或下几代就会死掉，那么，我觉得对此表表议论都是废话。这只是重复说，一切现有的东西，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为什么我们大家和我比讨论陨石坠落的天文学家更应该谈论变异是可以确定和指导的呢？或者你们认为连天文学家也必须说：陨石在某一定的时间要坠落到某一定的地点，毫无疑问，也是按照事先预料到的并确定下来的计划由合理的原因安排妥当并加以指导的呢？这位天文学家是否也会把这个称为神学的学究气？我认为，从物种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学究气，只不过是因为物种的形成至今还被看作是·超·规·律的（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实际上这一科学分支大部分还处在·神·学·的·发·展·阶·段（着重号是我加的——作者注）。

因此，我们看到达尔文特别注意他的朋友们和信徒们所写的与他的理论有联系的著作。据他看来，如果他们成功地发展了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的基本思想，或举出了新的、还没有被利用来说明进化论的事实，那他随时准备对他们大加赞扬，有时可能是言过其词的赞扬，鼓励他们继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谁透彻地理解了他的理论，并在某个报刊对他的理论作出了反应，他总是高兴地给予表扬（还有时反映在他给完全不相识的人写的信中）。另一方面，如果他认为他的朋友们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犯了错误，偏离了生物学中他所主持的“新教程”的方向。因而危害了共同事业，他就在书信里，有时在报刊上坚决予以反驳。我们已看到了他对于爱沙·葛雷和赖尔就是这种态度，我们下面还会遇到这种实例。当达尔文幽居在唐恩时，无论是学术界的会议，还是其他各种公共集会，他都几乎不出席，总之，他对一切会议都不积极参加，他虽身处唐恩，但还是善于把自己的战友组成一个坚固的联盟，勉励一部分人的正确言行，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误言行，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为“共同事业”的利益而工作。

所以列奥　硕耶维奇·达维塔施维里①说得特别对，他说：达尔文“为争取科学中的先进思想的胜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况且，他还是这场斗争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

达尔文仔细地观察着在世界各国进行的捍卫进化学说的斗争，总是力求与这个舞台上的杰出活动家建立直接的联系。他总是明确地，虽然也是特别委婉地指导自己信徒们的工作“。

达维塔施维里恰如其分地指出说，作为斗争的组织者、鼓舞者和领导者的达尔文，他的事迹可以写成整整一部充满事实的书。

①苏联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他由于《自达尔文至现代的古生物学进化史》（1948）一书，而荣获斯大林奖金。——编者注我已指出，新出版的《物种起源》获得愈来愈多的拥护者。早在一八六一年，达尔文就在给卡特尔法日的信中指出，接受他的理论最多的是年青的地质学家，其次是植物学家，再次是动物学家。有人从德国通知他说，许多科学家都站在他这一边，不过为了自己的声誉不敢发表意见而已。莱卡尔特、该根波尔、克拉帕列德、亚历山大·勃朗和施列登等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