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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

李来了信，没有这样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说改写一次。孙犁劝他不要这样做，以为这样不合艺术规律，建议他在出书时，原封不动收进去，把精力放在写新的作品上。

没有私心，不存成见，放笔直言，坐而论道。孙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诱掖后学的激｜情，在这次通信里，表现得是十分突出的。

这当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于他读书认真、仔细，他提的意见也往往是非常具体的。有一位作者寄来了他的散文《母亲琐记》。孙犁一直认为散文以纪实为本，可以剪裁、组织，但不能虚构。读了这篇散文，他回信说：“你这篇散文，有个别处，使我感到不太真实。如‘第三个对象’，有黑麻子，那是谁都可以一目了然的，为什么你看不出来，还要母亲去‘暗地察访’？这种写法，即使在小说里也是漏洞，就不用说散文了。”从维熙的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上发表后，作者特地挂号寄来该期刊物。孙犁知道这是无声的督促，便从当天下午开始阅读，读到晚上11点钟，仍剩下两节，次日早上读完。因为他读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读，所以连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看出来了。这些问题，如非编校人员，本来是不易发现的。其中，第二十页：“看透这层窗户纸，葛翎血如潮涌……”他指出葛翎二字应是路威之误①。可见，他平常阅读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贯注、念兹在兹了。

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诉青年作者：要勤写。生活准备尚不充分时，多写些散文；当真有体会、见闻，适于作小说时，写些短篇也很好。总之，手不能闲着，每个月要写一两篇才好。他这个方法，特别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说来，可能是个极其简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计到，写作是有干扰的，特别是某些不恰当的批评，干扰更大。他幽默地采用了契诃夫的一个比喻：有些批评家对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有一次，他也告诉贾平凹：“从事创作，有人批评，这是正常的事。应该视若平常，不要有所负担，有所苦恼。应该冷静地听，正确地吸取，不合实际的，放过去就是。不要耽误自己写作，尤其不可影响家人……”①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来，和他谈起贾平凹。他说，青年人一时喜欢研究点什么，或有点什么思想，不要大惊小怪。过一段时间，他会有所领悟，有所改变的。那位作家也这么看。这里指的是，传说贾平凹对佛学感到兴趣。

作家受社会风气、时代思想的影响很大，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对于作家个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给予体谅：“一些人对艺术的要求，既是那么低，一些评论家又在那里胡言乱语，作家的头脑，应该冷静下来。抵制住侵蚀诱惑，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么多的人，给那么低级庸俗的作品鼓掌，随之而来的是名利兼收，你能无动于衷？说句良心话，如果我正处青春年少，说不定也会来两部言情或传奇小说，以广招徕，把自己的居室陈设现代化一番。”②这话说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谅，因为当被原谅者看到他这样说，一定是更加警觉地审视周围，省察自己了。所以，归根结蒂，还是他心地诚恳，诱导有方。

下面是又一个谆谆善诱的例子，也是我们在本书中最后一次引述他的“芸斋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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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的题目是《春天的风》③：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头，而当时已经进入“九九”了。这天刮着大风，虽然搅得满院子尘土，但空气里已经带着暖意了。

孙犁正伏案写作，而且确是文思泉涌，好句子抢着跳出来，心情也很愉快——他写顺了的时候，情形正是这样。忽然有人敲门。他最怕写作时来客，沉重的敲门声，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强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这次敲门声却很轻微。

进来的是一位长身玉立的女孩子。从面容和眼神上，孙犁看出她神经方面不很健康。这些年来，常有这样的青年来访。孙犁让给她一把藤椅，她说：“你老年纪大了，理应坐椅子，我坐凳子。”说着自己拉过一只小凳，坐下了。

孙犁对她发生了好感，心里安定下来。只听女孩子说：“我想拜访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谈些什么呀？”他和气地把眼睛眯了起来。这样可以使对方畅所欲言。

女孩子的声音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