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部分(第1/4 页)

1886年4月，胡楚元对生丝出口价进行微调，上浮7％，算是暂时放过了日本一马，也给自己一段特别宁静的时间。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继续加强了对中国茶业、麻业、瓷器产业的整顿，投资规模逐步达到一亿清圆，先后修建了南昌经景德镇、祁门县、徽州、湖州至杭州、宁波的南宁铁路，以及政和县至福鼎县，德化县经永舂县、安溪县至泉州，以及沙县至福州的铁路。

通过和荣禄的协调商谈，他开始投资武昌至南宁铁路，并由徐润的两广商行投资兴办南宁至广州的铁路。

随着铁路网的完善，以及各地港口设施的完善，包括江南商行出资四百余万清圆疏通长江航道和闽江航道，中国茶叶在欧洲的到岸价已经和印度茶叶大致相当。

在此基础上，胡楚元开始通过私下贴补的方式，在英国阻击印度茶叶，并大力开拓美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市场，同时加大对俄国的茶叶海贸规模。

另一方面，他也通过资本优势，由太古洋行收购印度茶田和锡兰茶田，组建新的大英茶叶公司，控制印度茶叶的本地销售和外销规模，并对其他印度茶叶公司实施挤压战略。

第三，他还是通过控股怡和洋行，在英国控股立顿食品店，投资怡和连锁店等方式，完善渠道销售。

凭借着这一系列的手段，加上中英贸易条约的改进，1886年，中国茶叶的出口规模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7。3％，在国际茶叶出口市场的份额中重新恢复到90％的地位。

随着浙江越瓷厂、泉州瓷器厂和江南景德镇瓷器厂的陆续开办，中国的瓷器工业也开始出现回暖和复苏，伴随着成本的降低，花样和质量的增加，瓷器在南洋和国内的销售量开始大幅提升，精品外销瓷在美国市场获取了较大的认可和销量。

在麻业、竹业等手工制品行业，传统手工艺品的外销总额也在逐步提升，尤其是江西竹席、麻席和夏麻布在国际上缺乏其他竞争者，也填补了欧美各国的市场空白。

伴随着这种大的经济环境的改善，中国经济明显开始回暖。

1886年初，胡楚元放弃在北方的纸钞独营权，并亲自联系备家，联手山西日升昌票号、万通票号、大德丰票号、山西商行、北洋商行、山东商行合股创办新的北洋银行。

1886年5月，胡楚元前往武昌会见湖广总督荣禄，说服湖广商行、四川商行和多家票号联股兴办中国通商银行。

中信公司在两家银行中持有一定股份，并为他们提供保证金和启动资本，以及所需要的技术。

1886年9月，胡楚元说服醇亲王、礼亲王和肃亲王，并和各地封疆大吏协调，创办新的大清银局，设立天津、上海、广州、云南、武汉、成都、西安、福州八家分局，归各地总督辖管。

自此，中国金融完成了金融体制的第一步改革，完全从银铜混合本位转变为银本位，在上海设立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贵金属交易所，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设立期货交易所。

1886年12月，同样是在胡楚元的劝说下，江南六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台湾）首先停收各地厘金杂税。

1887年4月，两广、山东、湖广陆续取消厘金杂税，在胡楚元的暗中操控下，清政府被迫在全国将行商税和坐商税统一，不再收取行商税，只在商铺征收商税，并将商税额度提升至十三抽一，以弥补行商税的减免。

1887年，随着各地金融市场的统一，清朝廷全年征收印钞税达2475万清圆，各商行上缴利税达5192万清圆。

不管清朝廷怎么想，胡楚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已经是越来越大，而在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确实开始恢复，有着向康乾盛世发展的趋势。

同样，随着胡楚元以农为本的务实派的扩展，曾国荃、梅启照、刘坤一、谭钟麟、荣禄、鹿传霖、张之洞等人都是务实派系的封疆大吏，江南六省、湖广、两广、山东、四川、云贵、直隶、山西对农业的投资规模都在扩大，绝大多数的资金也都来源于中信系。

虽然钱是各位总督拆借的，可账都得算在清政府的头上，至1887年底，清政府对中信银行的实际借款总额达到4。3亿清圆，平均贷款利息为11。4％。

胡楚元也不发行国债和银行债券，而是继续使用存票法，发行固定利息为7％的五年期存票，仅仅是依靠中间的差价，他每年都净赚1892万清圆。

另一方面，即便是减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