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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传出来的。

马可·勃罗在其游记中追述前朝情景时，也曾说过：“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决非勇武的斗士”。“皇帝本人满脑子里都是女人，他的国土上并无战马，人民也从不习武，从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东京梦华录》的自序中也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

宋朝立国当时，总兵力不过二十万人，太宗时达到六十六万（《水浒传》中林冲为八十三万禁军教头，那是后来的事），且以步兵为主。因为骑兵所需的马匹，只有东北蓟辽之野与西北甘凉河套一带两地出产，前者已为辽朝所有，后者沦于西夏。而辽朝的军队总数在三十万人以上，主要都是骑兵。当时，边防重点在于辽阔的北方，骑兵匮乏，就无所谓战斗力。双方力量对比，强弱甚是悬殊。史载，北宋与契丹的战事，先后进行过八十一次，除一次获胜外，其他的都是连连败绩。翻开北宋的整个对外作战史，这种令人心丧气沮的溃逃、败降记录，可说是连篇累牍。

每一次失败的结果，自然都是通过外交途径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无尽的白银、绸缎作为“生存税金”向外方进贡，以购买昂贵的“和平”。从订立“澶渊之盟”开始，北宋每年要向辽国进贡白银三十万两——这个数字比当时中国以外的世界所有国家白银的总量都要多。与西夏作战，四年过去，死伤数万，只好屈辱求和，条件是每年“赏赐”对方白银五万两，绸缎十三万匹，茶叶两万斤。对待入侵之敌，先是“奉之如骄子”，后来沦为“敬之如兄长”，最后败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张知甫的《可书》中，引述了绍兴人的谐谑：人们将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类比，说金人有柳叶枪，宋人有凤凰弓；金人有凿子箭，宋人有锁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鲁迅先生在引证这则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话时，愤慨地说了一句：“自宋以来，我们终于只有天灵盖而已”！

一着死棋

史载，宋初，太祖十分厌恶奢靡，恭行节俭。公元964年，北宋扫平了后蜀，亡国之君孟昶来到开封　，献上一个装饰着七彩珠宝的尿壶，太祖见了，怒形于色，当即掷之于地，令侍从把它敲个粉碎，并气愤地对孟昶说：“一个便器就这么讲究，那么，你该用什么器具来贮藏食物？如此骄奢淫逸，怎么能不亡国！”

为了给下面做出榜样，太祖带头把日常的开销降到最低，所用乘舆十分简朴，寝宫中的帷帘以青布包边，穿的衣服有的带有补丁。他对家人说：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宫殿用金银来装饰也不难办到。但身为国君，就要为

天下百姓着想。古人说，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为一己考虑，

那么，天下人又该怎么办呢？

可是，又有谁能够料到，就是这样一位素以节俭、克己著称的开国皇帝，身后竟会一代一代地出现腐败奢侈、荒淫糜烂的上层统治集团。明末清初的大学者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有一句名言：“大俭之后，必有奢男。”这种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其间是否有规律可循呢？

这里单说宋代。如果溯本求源，问题的根子确实应该追索到立国伊始。本来，北宋一朝的官员，尤其是中、高级官员的俸禄收入就非常丰厚，居于中国历朝之首。有人统计，与明朝官员相比较，大概要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又兼当时，宋太祖实行的是以“经济赎买”换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识地给予一些功臣宿将兼并土地的特权，使他们可以收取巨额地租，作为官商本钱；而一般官僚仕宦在丰厚的俸禄之外，再加上高利盘剥，贪污索贿，同样具备经商的条件。他们竞相动用官府车船，偷税逃税，经营包括域外与禁榷的各种物资，获取高额利润。真宗朝，两浙转运使和镇州知州，在倒卖金银布帛的同时，还从事贩卖人口生意。这种雄厚资本与政治特权的结合，不仅使国家财政遭受极大的损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严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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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下棋（9）

立国初期，皇家鼓励开国功臣及时退休，大量蓄养歌僮舞女聊以自娱。尔后，这种奢靡浮华的风气，便逐渐在整个社会中弥漫开来，每逢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承欢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辅之尊，日日以饮酒赋诗为乐，每会宾客，必有宴饮。从北宋时许多文人常为歌女演唱而写作，且多沿袭五代《花间集》的传统，可知一代文风是和当时的世风时尚紧相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