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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看看我，苍白的脸上有了浅红的微笑。嘿，行啊你。

我笑笑。那车怎么办？我问。

现在它正落在警察手里。他们正在翻我的抽屉。抽屉里有四年前买的车保险。噢，还有一打罚单。起码有一打。

他们接着会对你怎样？

里昂耸耸肩。他把这个美国式动作做得非常忧郁，非常低调，因而有一点优美在其中。这个动作原是可以被人做得天差地别。就像芭蕾，每人和另一个人都把一套规范动作做成自己的版本。里昂就那样轻轻一耸肩，把一帮子凶猛庞大的芝加哥警察得罪了。这个耸肩的动作之所以有一点优美是因为它很配里昂。

他们会把老福特拖走吗？

很可能。假如他们算算费用，认为还合算的话，就会叫辆拖车来把它拖走。我反正不会去交罚款。所有罚单加在一块，比车值的钱多好几倍。

我想着熊头熊脑的警察们围着缴获来的老福特打转，看看它的深灰身躯处处疮疤，靠近车轮的地方，铁皮锈得血肉模糊，溃烂失形。他们为它居然能挪动感到惊讶，为能驾着它在他们眼皮下飞窜的里昂感到佩服。他们最终抄走了车号和某张罚款上的地址和一切有关里昂的资料，心里完全明白里昂是最痛快得起的那类人；里昂惹得起所有人，包括有着大明星声望的芝加哥警察。

这时我发现我的手仍在里昂手里。两个手温度都很高。我觉得手和手握在一块可以是没什么含义的，这个国家的男人女人不加细究地接吻、拥抱，因为没有含义而毫无负担。如果我现在猛一抽手（或轻轻一抽手）含义就来了：我和他都会对手拉手这个无邪的动作追究，会觉得必须为这个动作命名，为此动作对我们自己做个交待。

里昂眼睛盯着墙上的一幅画。我见他睫毛挺着锋芒，朝向这幅没什么道理的画。他这样看它，我便硬要去看它的道理了。半分钟之后我突然看出，它是王阿花的作品。一些色块，一些笔触，然后一朵玲珑剔透的殷蓝的燕尾花和一只香槟酒杯，上端碎裂得差不多了，只有一根细弱的杯颈和脆薄之极的杯座。

这样，我们手拉手这桩事便更没了道理，对于我们自己更是无从交待了。

一个侍应生过来对里昂说：王阿花和海青昨天晚上来过。

里昂朝这个讲标准芝加哥英语的亚洲小伙子看一眼。他对所有事情的反应就这样淡，表示：我听见了。我知道了。

侍应生又说：两个人？他看见里昂拉着我的手。

里昂的左手从右胸的口袋里掏出个信封，说：我们一会儿就走。那里面有大麻。

侍应生把我们领到一个小桌边。这桌可以安置四个人，已有两人在下围棋，棋盘上的沙场正是难解难分。俩人正在你死我活，因此对他们不合理侵占的空间表现出绝对的无辜。

我和里昂试图在他们余下的有限空间坐下来。里昂问我会不会下中国围棋。我说我哪会有这种时间上的奢侈，里昂不去听我话里的不赞同，只告诉我他和王阿花就在下围棋的时候认识的。我想他告诉我这些是什么意思呢？但他面孔上明明没任何意思。他将我的手搁在他膝头上，他自己的手按在上面。我的手在皮手套和他手掌的覆盖下开始出汗。他的眼睛看着棋盘。侍应生端来两杯加冰块的白水和四十块钱钞票，里昂一概不理会，眼睛和全副精神都在那盘棋上。

里昂，你和王阿花谁赢谁？我问他。

他说：嗯？

他转过脸，看着我。我想把话再重复一遍，又一想，还是拉倒。

他看着我，等待我再问他一遍。

我笑笑。

他慢慢转回视线，又去看围棋。他当然听见了我的提问。但他认为我那样装作没事，装作不想刨根问底，装做对他和王阿花毫无女性的天然妒忌是愚蠢的。他转过脸说：“嗯？”是给我机会，把话问得聪明些。然后我便感觉他的手心有了些轻微的动作，似乎用着一股内向的力量，一股不想让我和他自己察觉的力量，抚摸我的手。因为他的动作是内向的，于是也就不完全具体，我和他的手之间相隔的皮手套因而便是不存在的，回答直接进人了我的询问。因此我和他之间相隔的皮肤、血液、躯体，也不再存在；我和他之间相隔的两个下棋者，以及一整个盛着上百号人的空间，都不复存在。一个个体和另一个个体之间，竟有如此的捷径去相遇和相识。他似乎感到了我的反应，尽管我认为自己一动不动。他手心的动作更微妙，而我想要的回答全在里面了。我作为一个女性灵肉所追问的一切，他作为一具男性灵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