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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软件、从而对自由思想运动最穷凶极恶的一次叛乱，就此被*下去了。SCO这个叛徒，被历史钉在耻辱柱上。

SCO曾是Linux阵营的主将，曾为Linux作出过重大贡献，然而它不把精力放在创新上，而是放在对创新打劫上，固然有外在诱因（微软的支持），但从内因看与制度设计有很大关系。

长期以来，美国专利制度有利于捣蛋的人，不利于干活的人。亚当？杰夫和乔希？勒纳在《创新及其不满—专利体系对创新与进步的危害及对策》中根据2000年的调查指出：大型（风险超过2　500万美元）专利侵权诉讼的辩护成本为200万~450万美元。对于风险低于100万美元的案件来说，成本为30万~75万美元，或者大约为有争议金额的一半。

这就导致一种反常现象，如果遇到专利敲诈，证明清白的费用比自认倒霉的费用还高。如果是这样的话，像SCO这样的创新者就会盘算：我是进行Linux的创新合算呢，还是别人创新，我去打劫合算？

SCO与Rambus公司受到的是同一个方向的制度信号的误导。按照这种信号，与其辛辛苦苦进行创新，还不如去打劫创新者来得容易。

物极必反，当打劫创新打到了像IBM、微软、苹果这些太岁头上时，终于引发了美国50年来专利大变革，出台了《美国专利改革法案》。《美国专利改革法案》对那些捣蛋者有点“时候一到，统统报销”的意味，它一是建立“先申请制”，二是设立无效专利再审程序，三是降低赔偿金。通过制度设计，改变了公司打劫创新者的行为。

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2007年8月10日裁定，Unix操作系统的版权归属于Novell，而不是SCO。这一判决间接解脱了IBM和整个Linux阵营，使整个自由软件的天空拨云见日。

中国居委会老大妈成为先锋派崇拜偶像

中国居委会老大妈们的劝架调解，是一种最能体现后现代风格的先锋派实践。

因为这种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对胡同里各个公民最细小的公共需求，进行最个性化的响应，成本又不高。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公共行政很好解决提供公共产品“大路货”的基础上，开始学习这种后现代制度。荷兰莱顿市和平司和法国的复合调解制度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公共管理中的制度问题与私人经济中的制度问题，在后现代语境中是相通的，无非是提供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别，而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电子政务与电子商务一体化是当前国际趋势，所以我们可以将它们当做一个问题来看。

以后现代观点来看，不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它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就是不光要讲政治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第六章　后现代经济——制度（3）

但现代公共行政，做不到这一点。它相当于大规模生产，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了，它的成本太高了，不可能实现。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在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如安全、义务教育）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这种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模式的施行，毕竟还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当然，用治理的方法，比用新公共管理的方法成本略低一点。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响应的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应运而生。

法国和加拿大人把取经的目标投向了中国，他们发现了未来网络社区一个最理想的后现代先锋派仿模对象：中国居委会的老大妈模式。居委会老大妈的后现代性质，据他们分析，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她们是个性化服务（比如给夫妻劝架，总是一家一套说法，以劝和谐为准）；第二，她们是不依赖税的（居委会不算一级政府，靠社区开店或服务为生，将来要靠社区电子商务）。两者加起来，就是低成本的社会和谐，成为和谐社会主义的微观基础。

本来在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