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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天，乔治·索罗斯回到了学校。战争结束了，犹太人和非犹大人不再分成两个班级。乔治15岁了，他喜欢别的经历了纳粹创伤的同学，他们早熟了。那个创伤在许多同学身上还很明显。坡·特泰尼回忆说：“班里的纪律令人恐怖。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有小手枪，带着它上课，有支枪是好事，它使我们显得成熟。但这非常幼稚。”

洛拔岛的居民，包括乔治和他的家庭，于1945年春天来到了洛拔岛——战后的初次回访。他们互讲战时故事，重述他们如何努力生存，谈论近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与他们所设想的战后匈牙利可能发生的事紧紧相连。

他们无不思索一个苦恼的问题：

一个人应离开祖国吗？

躲过了纳粹的屠刀，匈牙利人恶梦初醒。

然而，新政府是否仁慈尚不明了。

索罗斯一家的朋友充满希望，急于相信一切都会变好，另一些人则怀疑，冷嘲热讽。他们只要还能拿到护用，就随时准备卷起铺盖离开。

乔治·索罗斯属于后一类人。他感到，是离开匈牙利向西远征的时候了。

1947年秋天，还在索罗斯17岁时，他便只身离开了祖国。他的哥哥保罗因急于完成他的工程课程，在匈牙利多呆了一年。乔治的第一站是瑞士的怕尔尼，尔后马上去了伦敦，一个听起来对青少年颇富吸引力的地方。多亏他的父亲，乔治才有足够的钱旅行。但在那里当他的父亲给他的供应不济时，他得再次依靠自己的才智。他只能依靠婶婶，她已在佛罗里达安顿下来。尽管英国应该能力索罗斯安顿一个幸福的生活，但他的钱太拈据，伙伴太少，不能享用这个城市提供给他的东西。这是他的生活中最困难的小插曲之一。他孤独，实际上已心灰意冷。然而，他仍努力在黑暗中发现光明。坐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他半带幽默地思量：

“我在这里，已举步维艰。那不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吗？只有一条路可走了。”

当然，如履薄冰并不是什么奇妙的感受。一个18岁的男孩所能做的只是打零工，期待着他的好运降临。他在伦敦玫笺区的一个名叫夸哥林诺的饭店里当侍者。那是一个贵族和电影明星用餐、跳舞的地方。有时，当他的现钱用光后，就只能吃一些臭鱼烂虾了。数年后，他回想起当时他甚至羡慕一只猫，因为它有沙丁鱼吃，而他没有。

临时工作完了还是临时工作。

1948年夏天，他作为“互助项目”的一部分，转到了一家农场打工。他当时组织了一次罢工，使农场主按工付酬而不是以天计酬（而在1990年，他成了金融业的缩影）。由于索罗斯的努力，他和其他雇佣工人得到了较多的收入。在塞夫奥尔克，他收摘苹果。他也干过家庭漆匠，以后还常向朋友们吹嘘说，自己是一个不错的画家。

零工、贫穷、孤独，事实上无乐趣可言，后来的许多年里，乔治部不能抹去这些可怕的记忆。“我把这些·恐惧端出来一一：并不怎么好。害怕再次触及、掉人那样的谷底。有了一次，就再也不想有另一次了。”

第五章　莘莘学子

他及时地从抽象转向了实践；他提出了人们怎样和为什么要以某种方式思维的认识理论；并且，从这些理论中他编造出关于全融市场运作的新理论。

第一节　书山寻路

1949年，乔治·索罗斯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一名学生注册上学了。伦敦经济学院，正如人们所熟知的，是英国最大的教育机构之一，不管你想从事什么社会职业，还是只想做一名学者，这里都是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学院吸引了大批国外学生；一般认为学院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理论家哈洛德·拉斯基就在这里任教。对于象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生，既想接受经济方面的实际训练，同时，又热切地想学习当前的国际政治趋向，因此，这里更是朝思暮想的天堂所在。

他参加了拉斯基的一些讲座，也选修了1997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约翰·米德的课程。“不过”，后来索罗斯表白说，“我没有从米德的课程中学到很多东西。”学院也是一些大行其道的政治保守者的乐园，其中一个是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奇·伍恩·海克，一个是富有声望的哲学家卡尔·波普。这两个人使乔治·索罗斯走向了理性道路，在80年代和90年代，他以极大的热情寻求打开那些闭关自守的社会。

侮克在1944年出版的《走向农奴制之路》一书中，抨击了法西斯主义，因为它是破坏自由繁荣的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