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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根据船上的日历，我在一六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离开了这个海岛。我一共在岛上住了二十八年两个月零十九天。我第二次遇难而获救的这一天，恰好和我第一次从萨累的摩尔人手里坐长艇里逃出来，是同月同日。

我乘这条船航行了半年多，终于在一六八七年七月十一日抵达英国。计算起来，我离国已经三十五年了。

我回到英国，人人都把我当外国人，好像我从未在英国住过似的。我那位替我保管钱财的恩人和忠实的管家，这时还活着。不过她的遭遇非常不幸。她再嫁之后又成了寡妇，境况十分悲惨。我叫她不要把欠我的钱放在心上，并对她说，我决不会找她麻烦。相反，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又尽我微薄的财力给了她一点接济。当然，我现在财力有限，不能对她有多少帮助。可是，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好处，并告诉她，只要我将来有力量帮助她，我决不会忘记她。这是后话了。

后来，我去了约克郡。我父亲已经过世，我母亲及全家也都成古人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妹妹和我一位哥哥的两个孩子。因为大家都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了，所以没有留给我一点遗产。一句话，我完全找不到一点接济和资助，而我身上的一点钱，根本无法帮助我成家立业。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在我这样窘迫的时候，却有人对我感恩图报。我意外救了船长，也救了他的船和货物。这时，船长把我怎样救了全船和船上的人，详详细细地报告了那些船主。他们就把我邀请去，和他们以及几个有关的商人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又送了我两百英镑作为酬谢。

我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反复考虑，感到实难安身立命，就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和那合股人的情况。我相信，我那合股人一定以为我死了多年了。

抱着这一希望，我搭上了开往里斯本的船，于第二年四月份到达了那里。当我这样东奔西跑的时候，我的星期五一直跟着我，诚实可靠，并证明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到了里斯本，我几经打听，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把我从非洲海面上救起来的那位船长。这真使我高兴极了。船长现在年事已高，早就不再出海了；他让儿子当了船长，而儿子也已近中年了，仍旧做巴西生意。那老人家已经不认得我了；说实在话，我也一样认不出他了。但不久我就记起了他的面貌。当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记起了我的面貌。

老友重逢，交谈之际，言词热切。不用说，我接着就询问了我的种植园和合股人的情况。老人家告诉我，他已有九年没有去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当他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的合股人还在人世。我曾委托他和另外两位代理人照管我的产业。尽管那两位代理人已经过世，但他相信，关于我那种植园的收益，我还是不难收到一份种植园这几十年来发展的详细报告。因为，当时人们以为我出事淹死之后，我的几位产权代理人就把我在种植园股份内应得的收入，报告给税务官。税务官怕我永远也回不来接受这笔财产，就作了如下的处理：收入的三分之一划归国王，三分之二拨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作为救济灾民以及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天主教之用。

但如果我回来，或有人申请继承我的遗产，我的财产就能还给我，不过已经分配给慈善事业的历年收入，是不能发还的。

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收土地税的官员和修道院的司事，一直在监督着我的合股人，叫他把每年的收入交出一份可靠的账目，并把我应得的部分上缴。

我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发展的情况？又问他，在他看来，是否还值得经营下去？如果我去巴西，要把我应得的部分收回来，是否会有什么困难？

他对我说，种植园发展的具体情况，他实在也不清楚。可是他知道，我那合股人尽管只享有种植园一半的收入，但已成了当地的巨富。他又告诉我，现在回忆起来，他曾听说，仅仅政府收到我所应得的三分之一，每年就达二百葡萄牙金币以上；这部分钱好像拨给了另一个修道院或什么宗教机构去了。要收回这笔财产，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的合股人还活着，可以证明我的股权，而且，我的名字也在巴西登记在册。他又告诉我，我那两位代理人的财产继承人，都是很公正诚实的人，而且都很富有。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