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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国民政府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长官就急不可待地向最高统帅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几乎与此同时，在前线协助薛长官指挥会战的白主任、陈部长也都向最高统帅发去了捷报。

不久，以最高统帅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最高统帅电文：“……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国民政府电文：“薛长官伯陵勋鉴：此次寇犯湘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湘，捷报传来，举国欢庆，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军政部的何部长电文：“长沙薛长官伯陵兄：湘北会战，经获全胜，捷音传来，良深欣贺，吾兄指挥有方，杀敌致果，厥功无伟，敌人遭此惨败，心胆俱寒，仍希再接再厉，奋迈前进，以获全功。”

长沙会战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对于抗日胜利的信心，各地民众奔走相告，尽管尝尽战争之苦，仍节衣缩食慷慨解囊，仅慰问三军将士医疗创伤之捐款就达34万元。即使敌占区的民众亦欣喜若狂。10月18日香港《大公报》发自上海的报道《孤岛的国庆》称：“自从租界当局限定悬旗的日子以后，孤岛上已经四五个月不见国旗了。正当湘北大捷声中，青天白日旗又满街飞舞，激动每一个人的热情，吐出一口窒悬已久的长气。”

这次大捷适逢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处于低潮之际，希特勒德国9月1日进攻波兰，拉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正当德军势如破竹之际，东方反法西斯战斗的胜利，无疑鼓舞了全世界。乃至于国际社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美联社、合众国际社、泰晤士报、塔斯社等国际知名媒体组织联合战地记者团，赴湘北考察证明此次大捷确有其事，纷纷向世界报道，中国的军威，扬名世界。

会战结束以后，作为会战的指挥官，冈村宁次中将在对东京的军部所做的报告《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方面的意见》中承认：“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之200万抗日敌军，而只在于以***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队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日本军部的总结报告也承认：“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其战斗意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其匹。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为不少。”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国民政府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

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国民党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

国民政府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事实上，当时双方在作战中究竟各自损失了多少人，大概双方谁都很难说得清楚。讳败言胜，是在这场战争里双方都经常做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后世的日本防卫厅对于当年那场战争的所编辑的战史资料里。

那么，这一仗究竟是中国军队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国民政府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而当时的日军指挥官冈村宁次中将在其回忆录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连中国方面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的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的提法，而是要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若作战进展顺利则相机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日军兵败长沙一说？在冈村宁次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湘赣会战”，并认为他才是胜利者。

而当时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在四十多年以后曾撰文指出：“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