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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持中立地位为借口，切断我们的海外供应路线。在他们的眼里，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日本才是不能够得罪的。”对这个问题，刘建业也是想了不少时间才明白的。

“照着眼前的局势发展下去，恐怕不久以后，那些苏俄的援助也会断绝的。”

“那是肯定的。中国的命运最终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拯救，依靠外人只能是一种幻想。不过，最多一年多，我们就不会这么孤立了。”刘建业对此倒显得并不担心。

“真的吗？你有什么依据？”杨参谋长的兴趣被刘建业的话吊了起来。

“感觉，完全是感觉。”刘建业突然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了，连忙掩饰。

送走了杨参谋长，刘建业突然想起来，既然百团大战已经打响了，那么皖南事变就不远了。

正如刘建业所担心的那样，国民政府方面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媒体上面最近都是连续不断的刊登文章，要求新四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撤退到黄河以北。而从新20军在重庆的办事处传回来的消息，《新华日报》上面则是不断的刊出文章和社论，认为国民政府的要求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只要是有心人，都能从双方的文章里闻出很重的火药味道。

“无论如何，不管是国军，还是新四军，八路军，现在都是中国的国防力量。在此大敌当前之际，如果发生内部自相残杀，兄弟相煎的事情，只能是白白的便宜了日本人。”刘建业想到这里，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封上了口。

“黄峰，你把这封信交给我们自己家的往南昌走的商队，让他们把这封信尽快亲自交到南昌警备司令部的王参谋，就是夫人的弟弟手上。记住，一定要明确的交代他们务必亲手交给王参谋。”刘建业叫来了黄峰，对他说。

“好的，少爷放心，我一定办好。”黄峰拿着信，走了出去。

黄峰走了以后，刘建业摸着自己的胸口想到，自己也就只能做到用一封隐约提醒新四军不要走经过茂林的南线以免发生意外情况的方式的信来尽量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了。自己还不是什么大人物，没有很大的权柄，想要做得更多，那是没有什么现实性的。

在刘建业的忐忑不安里，时间前进到了1941年，也就是民国30年的元旦。

自元旦起，在日军所实际控制区建立的所谓的汪精卫政府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了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又称“储备券”或“储银券”。

还是在这一天，日本驻俄大使建川遵奉日本政府命令向苏俄政府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在此后的谈判里，俄方索价极高，双方的谈判无果而终。

这一事实与1927年，斯大林不惜任何代价要求日本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遭日本严辞拒绝的情形比较，真是一个有趣的对照。日俄两国的地位时移势易。

g将军“交军法审判”。1月30日，最高统帅亲自出马，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撤销新四军番号的“训令”。

在事后得到的内部通报里，刘建业知道在此次事件里新四军军部总计九千官兵最后成功突围的超过六千人，只有少部在转移中牺牲或被俘，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新四军军部的转移队伍分成了几路行动。在此情况下，第三战区的部队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军长叶ting，副军长项ying，副参谋长周zikun，政治部主任袁guoping等主要干部所在的一路。东南局副书记饶shushi等人则顺利地脱离了险境，安全渡江进入苏北根据地。

历史再一次将刘建业的努力轻易的湮灭了。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发表主席起草的命令和发言人谈话。命令任命陈yi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yunyi为副军长、刘shaoqi为政治委员、赖chuazhu为参谋长、邓yuhui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谈话提出了严惩祸首、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等十二条解决皖南事变办法。

刘建业作为国军的高级军官，也收到了上面下发的戡乱剿匪的小册子。

“军座，我们是不是也向上面发个电报，表示一下追随中央的态度，和叛军划清界限？”新20军政治处邹主任向刘建业请示。

“我们是军人，随时做好打日本人的准备，是我们当前的第一大事。我们的周围又没有那些叛军的活动，凑什么热闹？好好地做好政治宣传工作，鼓舞激励官兵们和日本鬼子战斗到底，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那份精力。”刘建业直接就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