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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就会遭到极大的损失。我们作为中国军人，不能丢下自己的兄弟，自己先逃跑。”刘建业说道。

“这两个意见很重要。我支持。”郑军长率先表态。

“那就这么办，我率领五十四军为大家殿后，麻烦郑军长率领第八军的弟兄，向杜光亭他们的方向实行突击，打通和他们的联系通道，接应他们和我们一起沿滇缅公路撤退回国。至于还在向我们这个方向赶路的第71军，就电请军委会命令他们在前方接应我们，特别是要切实控制保山，龙陵，腾冲等几个要点。我们如果能够保住滇西，就可以保留在缅北的影响力，便于随时杀回来。”黄军长说道。

“我同意。”何师长说道。

其他的几个师长也纷纷表态表示支持决定。

当天夜里，为了掩护第八军的撤退，五十四军向第56师团和第18师团发起了主动进攻。与此同时，刘建业带着工兵，开始在城内焚烧炸毁带不走的物资和会影响部队撤退的重型装备。

看着熊熊的火焰，听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刘建业的心里在流血。

“缅甸，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的。”看着城外山林的模糊影子，刘建业对自己发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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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杜光亭已经到了孜公，扛着远征军长官名头的罗上将那天早晨也悄悄离开他，乘火车追赶杜聿明去了，史迪威仍留在孜公以南40多公里的瑞波。他的身边除了几十名美国军人以外，只有16名中国卫兵。许多美国军官对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中国军队的作战不力气愤已极，他们不知道继续留在缅甸还能做些什么。

在第5军担任战术顾问和联络官的赛伯特准将对史迪威说：“乔，英国人跑了，罗和杜也走了，我们要飞机回国吧！”赛伯特的这一建议，并不能理解为怯懦。当战局处于无法挽回的危险情况下，首先应考虑保存高级指挥官，这在世界各国的战争史上已成为一种惯例。当新加坡即将陷落时，韦威尔从那里撤到了爪哇；当爪哇再次出现危机时，他又飞到了印度；当菲律宾败局已定时，麦克阿瑟从那里飞到了澳大利亚。战争需要军队，但更需要统帅。一个士兵或下级军官从火线脱逃，那是可耻的；一个统帅或高级指挥官从危机情况下摆脱出来，却是允许的。战争就是如此。

史迪威现在并不想这样做，他觉得有责任挽救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他对赛伯特说：“尽管我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是徒有虚名，但我还必须对他们负责。如果我现在就走，他们可能会遭受更加惨重的损失，说不定会出现又一次投降。那样，我就再也不能回来指挥中国军队了。”

那天上午，有27架日军轰炸机飞到瑞波上空，人们四处隐蔽，以躲过空袭。日本飞机投下了几颗炸弹飞走了。当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惊异地发现，史迪威仍坐在屋里的桌旁，独自一人饶有兴味地玩着纸牌。他的镇定与沉着，影响和感染了有些慌乱的美国军官们。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史迪威仍在那里端坐着。日军的先头部队已经渡过伊洛瓦底江，正在追击前进。瑞波已经可以听到隆隆的炮声。参谋人员不由得为史迪威捏着一把汗，日本人惯于穿插奔袭，他们那短短的罗圈腿，跑起路来却像飞一样快。

近中午时分，一架美国飞机在瑞波上空盘旋了几圈后，降落在临时充作机场的一片空地上。机舱门打开，走下了两名美国空军上校。他们是美军空运司令部司令官凯莱布·海恩斯和执行官罗伯特·斯科特。这个司令部设在印度的阿萨姆邦，负责从印度经缅甸到中国昆明的空中运输，10天前才刚刚开始工作。在昆明他们接到美国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将军的命令，要他们立即飞往瑞波，把史迪威和他的参谋人员接出来。

两位空军上校对史迪威说：“先生，阿诺德将军派我们来搭救你出去。”“搭救”这个词刺痛了史迪威，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瞪了他们一下，严厉的目光表示了他的不满和拒绝。海恩斯焦虑地告诉他，他们在空中盘旋时发现，日军距瑞波只有20多公里了，情况非常危险。史迪威不想对两位空军人员作更多的解释，他决定让司令部的大多数军官乘飞机前往印度，并要他们转告已在印度的罗伯茨上校，与英方商量安排一个训练中国军队的基地，并做好接应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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