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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结婚。由于她同时与多个男人有性关系，最后患了艾滋病，年纪轻轻便离开了人世。燕子的故事与贝拉的故事平行相似（她也有四个男人），只是结局不同而已。但它们无疑都再现了妇女在社会中的真正地位。

总起来说，《9·11生死婚礼》是一部生动迷人的爱情小说，再现了一个分裂的主体，为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隐含着社会权力结构问题，并在叙述中暗示了一种女权主义的观点。

王宁：饱含人间真情的悲伤

………读《生死婚礼》

文/王宁

十年前，我在研究后现代的时代特征时曾指出，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是一个后现代时代，这是一个缺乏文学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为市场而写作的美学原则取代了为艺术而写作的原则。很少有作家能静静地坐下来把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神圣的文学创作事业。人性的关爱甚至在国内受到一些作家和批评家的嘲笑，批评家们不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们的当代作家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当代中国的文学新作层出不穷，但其作家却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我想我们有必要首先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现象会出现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时代？

也许正如我的一位欧洲朋友杜威·佛克马大约二十年前所正确地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多种选择，但它不可能出现在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作家还在为生计而写作。而在现已进入后现代阶段的西方社会，作家们则不必关注文学的功利性，因为精英文学早已受到通俗文学乃至网络文学的严峻挑战，文学市场正经历着空前的萎缩。如果对时代的这种描述算得上准确的话，那么我倒认为这更适合于作家创造出不朽的文学精品，因为对他们来说，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无须为日常生计所担忧，这样便可全身心地在这一绝对自由的空间致力于文学创作，并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生产出富有高尚情操和美感的精神食粮。但令人遗憾的是，国内的不少作家恰恰缺乏这样的审美追求：他们宁愿为市场而写作，甚至瞄准影视导演的喜好。尽管《生死婚礼》的作者事先从未想到过有可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她却轻而易举地同时在商业上和影视界获得了一系列的成功。作为读者，我们绝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部小说的畅销也使得根据其故事改编的电影很快将在西方上映。我应该说正是小说作者贝拉创造了中国当代文学界的一个奇迹，而本书英文版的即将出版将更为有力地证明她巨大的创作潜力。

近年来，我一直怀疑我们有没有自己的浪漫主义作家，但当我于2001年底读到贝拉的第一本书《远岸的女色》时不禁感到异常惊诧和振奋，我很快就为她那独特的漂泊经历和对文学语言的娴熟运用而折服，书中充满了浪漫的情怀和对美的纯真的追求。这确实是一种不带任何功利性的写作。我当即便确信，尽管她此时并不为国内读者大众所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必定是一位有着超凡想象力和充分准备的优秀作家。正如贝拉在完成这部Chu女作时所直言不讳地承认的，“我不是什么作家，写作于我是一种释放，一种圆梦。”确实，正如弗洛伊德当年曾宣称的，创造性作家就是一个白日梦者；只要还有人类存在，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有些作家擅长于描绘各种噩梦，让一些有着变态心理的人物出现在梦魇之中；另一些作家则沉湎于不可实现的梦幻之中。但是贝拉却极为擅长编织各种美妙的梦幻，在这样的梦境，俊男靓女们陶醉在梦幻一般的爱情生活中，追求着那人间难以企及的目标。毫无疑问，假如我们的时代一旦没有了梦，我们的生活将变得多么苍白！那么生活究竟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贝拉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向我们表明，她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为数极少的白日梦者，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乌托邦的创造者，因为她尤其擅长编织各种乌托邦式的梦境，只有在那里她才能寄托她对普通人的真诚关怀和对人类未来的纯洁的希望。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预测很快便为《生死婚礼》不仅在国内以及海外华文圈内大获成功而且在欧美图书市场迅速走红所证实。

我至尽仍清楚地记得，当震惊世界的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家里看电视。我简直无法相信这一悲剧就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不仅对美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而且也是全世界人民的一场灾难。贝拉这位出生在上海、此时已定居加拿大的中国流散作家也为自己的一位朋友以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的丧身而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似乎并不十分关心事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