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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站着两个人，一个是大堂的经理，我们打过几回照面；另一个壮年男子长得很高大，穿休闲的西服，有着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容。

“贝拉，对不起打搅了，这位大夫想与你谈谈，请你配合一下好吗？他是对面那位画家的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向大堂经理致谢后，就走进了我的房间。我趁此去洗手间梳妆了一下。

“你好！我叫罗伯特。你是贝拉？”他微笑地与我打招呼。

“是的，我是。”

“听到你的名字有好久了，尤其是这段日子以来，每一次我的病人都会提起你。他努力要求我帮助他记起你曾经在他生活中出现过的影像，他为此几乎饱尝了心灵的苦苦折磨，到了快要崩溃的地步。贝拉，你确实能肯定他出现过你的生命中吗？”

我茫然地看着心理医生的眼睛，我不知道该怎样来回答他。

第十章　裸画（下）

“罗伯特先生，我想我也是你的病人。”

“不，不，是我的朋友。”他没有那种职业的眼神，而是以一种让人感觉亲和的力量来贴近我的内心。

“贝拉，先这样，我们不谈画家的事。而把你想说的，想问的，想不通的，搞不清的，通通讲给我听。把所有的痛苦压抑都转嫁到我罗伯特的身上，好不好？来，孩子，说吧。”

我点点头，孩子般地依顺着他。

“是这样，我是个中国人，故乡在上海。但我在纽约生活。我在纽约既不工作也不读书，就当我在华尔街工作的美国未婚夫的家庭主妇。对了，他叫格兰姆。美国的‘9·11’事件你总该知道的吧。我就在那天遭遇到我人生最大的不幸。因为那天上午10点是我的婚礼，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一刻结婚的吗？因为我们是在12年前的这一刻初次邂逅的。12年对中国人来说是一次轮回，有着周而复始的意义。那天是格兰姆的休假，原本不用去世贸大厦北楼的办公室，完全可以逃过一劫的，但偏偏你说会那么倒霉。我们在去教堂路上的车中热烈拥吻，我的口红不小心印在了他的白色领结上，刚好车经过他的办公室，他突然想起在办公室还有另一条崭新的白色领结，于是就跑去替换了。其实照美国习俗来说，就算是像我们这样同居已久的新郎新娘在结婚那天也应该装出是各自奔赴婚典的，新娘有娘家的人护送，婚礼上则有自己父亲亲自将女儿托付给站在神父身旁的新郎……但偏偏，我在纽约无亲无故，我的新郎不忍心让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去教堂，就放弃了美国人的习俗，而按照中国人婚典的习惯，即新郎新娘同坐一辆婚车去参加结婚大宴。但是，格兰姆去了办公室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世贸大楼的火光将他吞噬了……

“差不多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极度失控，相当自责，总觉得自己对格兰姆的爱成了一种罪恶。并且，我在发生‘9·11’之后的第四个月回到了故乡，选择在自己的出生地来结束自己沉溺在万般痛苦中的生命。

“我在上海一个叫和平饭店的百年酒店客房里割脉自杀，但却被一个叫John的美国男人救了。对，我还没介绍过他呢！John是我在那趟从纽约回上海的飞机上邂逅相遇的旅客，他的一双儿女也在“9·11”事件中丧身了。也许是上帝的安排，让他来陪伴我生命最后的日子。获得了新生的我和John产生了感情，在他那颗充满着人类关怀的心灵感召下，我重又振作了起来，我决定把自己以往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于是在“9·11”一周年的时候，《9·11生死婚礼》诞生了——那是我献给我亲爱的格兰姆和所有“9·11”罹难者的。

“我去了挪威的森林疗伤，找到了我的那座精神的音乐宫殿——神秘花园，同时我与John也深深地相爱了。但是好景不长，就在我们憧憬着美好未来想生儿育女的时候，一场又一场持续不断的梦境扰乱了我的平静，那些梦境竟然感觉比真实还真实。在梦里，格兰姆告诉我，他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失忆和遭到毁容了。我问他在哪儿？他含含糊糊地说是在我们曾经入住过的巴黎贝拉古堡酒店。起先我不相信，以为自己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罢了。但一想起格兰姆以前两次梦境中的话都应验了，一次是说他为我留下了生命最后的遗言，我马上打开电脑一看，果然！另一次是说让我去挪威的森林寻找疗伤的心灵乐曲，我又找到了，就是神秘花园（对了，在神秘花园的浸润之下，我完成了我的第二本“9·11”心灵之书——《贝拉的神秘花园》）。

“于是，抱着宁可白去一趟也不可错失的想法，我就来